高锐走出市局大门的时候，天已经暗下来了。
路灯还没亮，院子里那棵老槐树的影子拉得很长，像一只趴在地上的手。他站在台阶上停了两秒，确认没有人跟出来，才拐进旁边那条巷子。
巷子窄，两边的墙根长着青苔，空气里有一股潮气混着煤球灰的味道。他走得快，步子踩得轻，右手指尖还残留着烟灰缸里那两半照片的触感——裂开的自己，从中间分成两半。他没回头看那栋楼，但他知道三楼侧窗的玻璃，这个点正反射着最后一缕落日的余晖。那扇窗现在空出来了，拍照片的人已经不在了，可高锐总觉得那玻璃后面还站着一双眼睛。
他穿过三条街，在一个修自行车的摊子前停下来，蹲下身假装系鞋带，眼睛扫了一圈身后——没有人跟着。但他又多绕了两条巷子，从一家倒垃圾的后院穿过去，最后停在一扇没有招牌的木门前。门板上用毛笔写着“杂货”两个字，已经被雨水泡得发白了。
他推门进去。
屋里光线昏暗，灯泡只有十五瓦，罩着一层灰扑扑的灯罩。货架上堆着落满灰的瓶瓶罐罐，有些瓶子里装着不知名的液体，颜色发黄，像是放了好几年。空气里有股旧纸箱子和陈年茶叶混在一起的味道，闷得人胸口发紧。柜台后面，孟婆坐在竹椅上，手里摇着那把蒲扇，那只老黄狗趴在她脚边，抬了抬眼皮看了高锐一眼，又闭上了。
孟婆没抬头，像是早就知道他这个点会来。
“门关上。”她说。
高锐把门带上，站在柜台前面。他没有急着开口，先让眼睛适应了屋里的昏暗，然后才说：“查个人。”
孟婆的蒲扇停了一下。
“你从市局出来就直接奔我这儿，”她说，声音不紧不慢，“不像是来买东西的。说吧，谁？”
“市局临时工，”高锐说，“三个月前辞的。”
孟婆没接话，只把手里的蒲扇又摇起来，扇了两下。那蒲扇的边角已经磨破了，扇出来的风带着一股竹篾的味道。她把目光从高锐脸上移开，盯着柜台上一个空瓶子看了一会儿，然后慢吞吞地说：“你可真会挑时间。我这儿正准备收摊吃饭。”
高锐从裤兜里掏出两张十块的票子，放在柜台上。他放得很轻，票子落在木头台面上几乎没有声音，但他的手指在钱上多压了一秒。孟婆看了一眼那钱，没动。
“你刚才说的那个人，有名字吗？”她说。
“罗大勇。”
孟婆的蒲扇这一次是真的停了。她把扇子搁在膝盖上，脸上的笑意慢慢收了回去。她看了高锐好几秒，目光像在掂量什么，然后她站起来，转身走到货架后面的角落里。她的动作不快，像是每一步都踩在已经确认过的位置——她对这个屋子的熟悉程度已经到了不需要眼睛的地步。她蹲下去翻了好一阵，铁皮箱子的碰撞声，纸壳子的摩擦声，还有什么东西掉在地上的闷响。老黄狗站起来，又趴下去，尾巴在地上有一下没一下地扫。
过了大概两三分钟，孟婆终于从角落里站起来，手里拿着一个破旧的硬壳本子。封皮是暗红色的，边角已经磨得发白，还有一片水渍浸过的痕迹，像一块干了的血斑。她把本子放在柜台上，没翻开，而是先伸手把那两张十块的钱拨到一边，像是嫌它们碍事。
“这东西不是拿钱买的，”孟婆说，声音压低了一度，“这东西是我欠别人的人情换来的。人情这东西，比钱难还。”
高锐没动那本子，只是看着孟婆的眼睛。
孟婆把蒲扇搁在柜台边上，双手撑在台面上，身体微微往前倾，像要说什么悄悄话。“你要查的这个人，罗大勇，三个月前还是市局的门卫，干了六年。六月十一号辞的职，原因是‘身体不好’。但有人告诉我，他辞职那天的早上，还扛着一袋五十斤的大米爬了三层楼，气都没喘。”她顿了一下，眼睛一眨不眨地盯着高锐，“一个身体不好的人，扛五十斤大米上三楼连气都不喘，你信吗？”
高锐的手指在身侧微微蜷了一下。
六月十一号。钟国梁失踪后的第三天。时间线像一根被拉紧的绳子，而在绳子的另一头，是罗大勇辞职的日子。
“他辞职之后去哪儿了？”高锐问。
孟婆翻开那本本子，纸页已经发黄，上面是密密麻麻的钢笔字，有些地方墨水洇开了，字迹模糊得认不出来。她翻到中间一页，食指顺着几行字滑下去，停在一个名字上。她没有急着念，而是让高锐看到她手指停留的位置，然后才说：“码头帮在东区的一个货运站，当仓管。顶头上司姓蒋——蒋浩的父亲，蒋国平。”
高锐听到“蒋浩”两个字的时候，后槽牙咬了一下。
蒋浩。失踪的稽查员。借调令上有郑永年的签字。老鬼的偷拍照里，郑永年带他去医院的那天，是六月十四号——蒋浩失踪前两天。而现在，那个在办公楼三楼侧窗拍下他翻进七号仓库照片的人，是市局的前门卫，辞职后给蒋浩的父亲打工。
“这不是巧合。”高锐说，声音很平。
孟婆没有接话。
高锐把那本本子拿起来，翻到那一页。字迹是孟婆自己的，抄录的格式很清晰：姓名、原单位、辞职时间、现单位、备注。罗大勇那一行的备注栏里，只有两个字——“侧窗”。高锐盯着那两个字看了很久，像是在等它们自己说出更多的信息来。
他抬头看孟婆：“你这备注是什么意思？”
孟婆重新拿起蒲扇，慢悠悠地扇了两下。扇风的声音在安静的屋子里显得格外清晰，一下，两下。“意思就是，当初把这个本子抄出来给我的人告诉我，罗大勇在市局的最后三个月，排班都是在办公楼二楼到四楼之间的走廊。扫地，擦窗，换水——每天下午的活儿。他手上有一把钥匙，能开那一层的所有办公室。”她把蒲扇在手里转了一下，像在转一个方向盘，“包括三楼侧窗旁边那间空了很久的档案室。那间档案室的门锁，是整层楼最好开的。”
高锐把那本本子合上，指尖压在封皮上，纸面粗糙，有一道折痕横跨整张封面，像是被人用力揉过又摊平的。他感觉那道折痕就像一条裂缝，把所有碎片都吸了进去。
“这个本子，我能拿走吗？”
孟婆看了他一眼，伸手把那两张十块的票子从柜台边上拿起来，折了折，塞进围裙口袋里。“不能，”她说，“但你可以在心里记下来。”
高锐把那行字反复看了三遍，然后把本子推回给孟婆。
他没有马上走。他站在柜台前面，脑子里那些碎片在飞：翻墙的照片，三楼的侧窗，五月就换好的玻璃，辞职的门卫，蒋浩的父亲，货运站的仓管……像一块块磁铁，互相吸引着，在黑暗里朝着同一个方向移动。他能感觉到它们正在拼成一个形状，但还差最后几块。
“蒋国平的货运站，在哪个位置？”他说。
孟婆抬眼看他，目光里带着一种“我就知道你会问”的神色。“东区码头，靠七号货场那一边，白铁皮顶的那一排仓库。门口停着一辆蓝色的解放牌卡车，车身上写着‘国平货运’四个字——漆都快掉没了。”
高锐点了点头，转身要走。
他刚把手搭在门闩上，孟婆的声音从背后传来，不高不低，像是在说一件今天晚饭吃什么的小事：“罗大勇每天下午五点下班后，会去码头附近的一家酒馆——名字叫‘老地方’——喝两杯。他一般坐靠窗的位子，点一盘花生米，喝两瓶啤酒，坐一个半小时左右走人。风雨无阻。”
高锐的手停在门闩上，没有转身。
“你知道我今天会来查他？”他说。
“我不知道，”孟婆说，“但我知道周德胜把你叫进审讯室的事，三个小时前就传遍了。”她顿了一下，“你在这个城市里走的每一步，都有人看着——区别只在于，有些人看到的是你这个人，有些人看到的是你脚下的那条线。我属于后者。”
高锐拉开门闩，冷风从门缝里涌进来，吹得他那件旧夹克的衣摆动了一下。
孟婆的声音在他背后追了一句：“你要是今晚就去，现在还来得及——因为罗大勇明天就要调去广州了。火车票，明天早上八点。”
高锐回过头。
屋里那盏十五瓦的灯泡在风里晃了一下，孟婆的脸在忽明忽暗的光线里像一块老旧的木雕，看不出任何表情。她坐在那里，蒲扇搁在膝盖上，两只手搭在扇柄上，姿态像是在等什么人。老黄狗站起来，走到她脚边蹭了蹭，又趴下了。高锐注意到那只狗今天一直没有叫，安静得不像一条看门的狗，像是也听懂了孟婆说的话。
“他的火车票，是谁给买的？”高锐问。
孟婆没有说话。她只是重新拿起那把蒲扇，慢慢摇了两下，扇出来的风拂在脸上，带着一阵陈旧的凉意。她的沉默本身就是答案——这个问题，不在那本本子里，也不在她能说的范围内。有些信息的代价，高锐现在还付不起。
高锐没有再问。他拉开门，迈步走进巷子里。门在他身后关上的时候，他听见孟婆在里面说了一句很小声的话，像是自言自语，又像是在跟那只老黄狗说话：“这孩子的路，越走越窄了。窄得只能容一个人走过去。”
巷子里没有灯，他被黑暗裹着往前走。脚底踩到一块松动的砖头，发出一声闷响。他停下来，伸手摸了一下右口袋——那里放着从烟灰缸里捡起来的两半照片。隔着布料能摸到裂口，像一道冰凉的刀锋贴在大腿上。
罗大勇。老地方酒馆。明天早上八点的火车。
他有三个多小时的时间，去堵住那个拍照片的人。
他加快脚步，拐出巷子的时候，街上的路灯正好亮了。昏黄的光落在柏油路面上，把他的影子拉得很长，像一根断在路灯下的电线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