电话挂断后，高锐还举着听筒，指节发白。
听筒里忙音还在响，像是有人在另一头敲着某种节奏——三短三长三短，像信号，又像倒数。高锐把听筒放回叉簧，那一声轻微的咔嚓声在安静的书房里格外清晰。他的手指在叉簧上停了一秒，指尖能感觉到金属的温度正在散去。他在想一个问题：郑永年为什么要用公用电话打过来？局里不是没有内线，他办公室那台黑色的拨号盘电话机就在桌上。但郑永年选了街边的公用电话，这说明他此刻待的地方不方便让人知道他在打电话。或者说，他怕那台桌上的电话被人听到。
他没回头，但知道江小曼还在门口站着。他能听到她的呼吸声，很轻，但节奏比平时快——她在等他说出那个名字。
“老钟。”高锐重复了一遍这个词，像是嚼一块咬不烂的骨头。他的舌尖抵着上颚，把这个字压在嘴里压了很久，才吐出来。他在部队学过审讯时的一种技巧——反复念一个词，直到它从语言变成直觉。老钟，老钟，老钟。他脑子里翻着所有见过的脸，那张脸还是模糊的，只有一颗黑痣在右耳垂边缘，像一粒嵌进去的芝麻。
江小曼走进来，脚步声很轻。她没问，只是站到桌边，看着那本摊开的通讯录，看着那行钢笔写下的号码。她伸手拿起那本通讯录，拇指摩挲着纸页的边缘，像是在自动寻找某种规律。然后她把通讯录翻到第一页，从第一页开始翻，像在找什么东西。她的动作不快，但每一步都没有犹豫——她知道自己要找什么。
“你找什么？”高锐问。
“名字。”江小曼说，“姓钟的，或者带‘钟’字的。市局的通讯录是按姓氏拼音排的，zhong这一栏不会超过两页。”
高锐看着她的手指翻过一页又一页，纸张发出细碎的声响。他注意到她的指甲剪得很短，干净利落，像她这个人一样——不留多余的边角。然后他的目光从通讯录上移开，落在墙上那口老挂钟上。
钟摆在晃。
一下，又一下。
铁质钟摆反射着窗外透进来的晨光，每一次摆动都精准得像呼吸。高锐盯着它看了很久，直到钟摆的边缘开始模糊，像融进了光线里。他脑子里反复翻着郑永年那句话：“他坐在你每天都能看到的位置上。”郑永年用词从来不肯说得太透——这个人一辈子都是用暗示和省略号说话的，因为他知道，太明白的话活不过第二天的太阳。
每天都能看到。
不是椅子上，不是职位上——是位置上。一个他每天都会经过、会看见、会打招呼、会下意识忽略的位置。派出所里有多少这样的位置？门卫室的老孙头，楼道里打扫卫生的阿姨，食堂打饭的师傅，收发室分报纸的老杨。每一个人都看着眼熟，但没有人会多看一眼。
高锐站起来。
江小曼抬起头看他。她的手指还停在通讯录的某一页上，但目光已经离开纸面。
“走。”高锐说。
“去哪儿？”
“派出所。”他的声音平静得不像在说一句话，更像在下达一个结论，“我翻了郑永年的会议记录和人事档案。全部。现在。”
他们出门的时候，晨光已经把整个城市染成一色灰蓝。路边的梧桐树叶子开始被晒得卷边，空气里混着灰尘和海风的咸味。高锐骑得很快，江小曼的自行车紧紧跟在后面，两辆车的链条声在前海路的空气中敲打出急促的节奏。路过赵桂珍的馄饨摊时，铁锅里的蒸汽正在往上冒，老板娘看见他们，张嘴想喊一声，但两辆车已经过去了，只留下一串链条声。
到派出所的时候，老陈头正蹲在门口抽烟。看见高锐和江小曼一前一后冲进来，他挑了挑眉毛：“这么早？”
高锐没理他，直接上了二楼。楼梯拐角处的墙壁上有一块剥落的墙皮，他每天经过这里，今天第一次注意到那块墙皮的形状像一张倒着的脸。
档案室的门锁是旧的，钥匙插进去要拧两圈才能开。高锐拧开锁，推门进去，一股被时间沤透的纸张和灰尘的味道扑鼻而来。这股味道他熟悉——像在部队时钻进废弃哨所的感觉，空气是静止的，时间在里面结了层。他拉开灯，日光灯闪了两下才亮起来，发出轻微的嗡嗡声。
江小曼跟进来，关上门。门锁舌入扣的声音在空旷的档案室里被放大了一倍。
郑永年的人事档案柜在靠墙的第三列，高锐拉开抽屉，里面整整齐齐码着几十个牛皮纸档案袋。光线从窗户斜射进来，照在纸面上，能看见纸页上有一层薄薄的灰。他抽出一份，掂了掂重量，然后打开。纸页的边缘已经发黄起毛，上面是郑永年的字迹——字迹很硬，笔画直，收尾干净，看得出是当兵养成的写法。高锐开始翻。
一页一页，一年一年。
他找的不是郑永年的履历——他找的是“钟”字。
每一份报告、每一份批复、每一份会议记录，他都不放过任何一行字。他的手指沿着字行移动，像在读一份密码。江小曼从另一边开始，翻着市局的内部通讯录，一个一个名字对照过去。她的手指在纸面上划过时带着细微的沙沙声，像秋天扫地时落叶被扫拢的声音。
他们两个人，一个在泛黄的档案纸堆里一寸一寸地搜，一个在一本烫金封面的部门名册里一个一个地筛。
时间在日光灯下被无限拉长。走廊里偶尔有人经过，脚步声从门外传来，又远去。高锐的背开始发酸，但他没有停下来。他数着自己翻过的档案袋——十二个。没有找到他要的东西。第十三个，他刚打开，目光就锁住了一行字。
一份关于1986年冬码头扣押物资处置的会议记录上，在列席人员一栏里，有一个名字——钟国梁。他看了一眼那个名字，继续翻。下一份会议记录里也有。再下一份，也有。钟国梁像是黏在郑永年的每一条行动线后面，三年来的所有重大任务、重大会议、重大调拨，都有他的名字。不是每一次都在前排，有时候只是“后勤列席”四个字跟在末尾，但每次都在。
高锐把那份名单折起来，递到江小曼面前：“查这个名字。后勤科的。”
江小曼接过纸条，看了一眼，翻开市局通讯录的人名索引，手指划过一个个印刷体汉字。她停在“钟”字那一列，目光沿着竖排的姓氏往下游移，然后停住。她的手指没有离开纸面，而是用指甲在那一行下面划了一道浅浅的印记。
她抬起头：“只有一个人姓钟。”
高锐看着她。
“钟国梁。后勤科仓库管理员。五十八岁。”她停顿了一下，“连续请病假，三个月。”她说完这三个字时，声调没有变化，但她把通讯录又看了一遍才合上，像是怕自己漏了什么。
高锐的目光没有移开，他像在消化这个词——“三个月”。他脑子里计算了一下时间：三个月前，正好是他刚调到南滨市的前后脚。三个月前，刚好是他第一次找郑永年汇报那个码头工人捂死案的时候。
“一个请病假三个月的人，会被郑永年说是‘坐在每天都能看到的位置上’？”高锐说，语气平常，却让空气冷了一度。
江小曼没有说话。她把通讯录翻到后勤科那一页，又看了一遍钟国梁的名字后面那行小字——“后勤仓库管理，驻派出所二楼东侧”。那个仓库就在他们所在楼层的走廊尽头。
高锐重新翻开钟国梁的人事档案，从最底层抽出一张发黄的老照片。照片上的男人穿着一件旧式警服，领口的扣子扣得整整齐齐，头发往后梳，露出宽阔的额头。眉头不皱，但嘴角也不翘，脸上挂着一种标准的、没有情绪的工作脸。照片的边缘已经卷曲，背面的胶水痕迹变黑了。
高锐盯着照片的右耳垂位置。
黑痣。
一颗明显的、像一粒芝麻大小的黑痣，嵌在耳垂边缘。他用手挡住照片上方的脸，只留下下颌和耳朵，然后看着那颗痣的位置——下垂，靠近耳洞旁侧，不是一眼就能看见的地方，但如果凑近了，或者那人侧着头挑东西，就会露出来。
他见过这颗痣。
在哪儿见过？他闭上眼睛，像从一口深井里往上拉绳子。绳子的另一端沉在黑暗里，他一点一点拽，有太多面孔在水面下沉浮——码头边蹲着抽烟的搬运工，黑市上低头数钱的贩子，巷口电线杆底下站着的穿灰夹克的男人，赵桂珍摊前一锅热气腾腾的馄饨，三号仓库门口穿蓝色工作服的管理员，旧货市场讨价还价的人影。那些面孔一帧一帧地翻过去，像放映机卡壳时的慢动作。他的记忆在穿过那些面孔时，触到了一个画面——耳朵在阳光下的影子，偏右的黑色小点。
他睁开眼。
三天前。他去找孟婆买情报的时候，经过旧货市场。那天下午的太阳很大，路面上的影子都缩成了一团。一个穿旧工装裤的男人蹲在一个专卖旧五金件的地摊前面，正在挑一捆麻绳。他把绳子举起来迎着光看，像是检查麻绳有没有断头，这时他的右耳垂从领子边缘露了出来——一颗黑痣。高锐当时只扫了一眼，没多想。一个在旧货市场买麻绳的老头，有什么好奇怪的？但此刻这个画面像被一把剪刀裁了出来，钉在了他脑子里。
高锐猛地合上档案。
江小曼被他这一下惊得抬起了头：“怎么了？”
“他请病假三个月。”高锐说，“但三天前，有人还在旧货市场见过他。一个请了三个月病假的人，不在家里躺着，跑到旧货市场买麻绳？”
高锐站起来，抓起外套，椅子腿在地上刮出一声刺耳的尖叫。江小曼也站起来：“走。”
高锐已经走到门口，回头看了她一眼。
“现在？”江小曼问，“半夜十一点。”
“现在。”高锐说，声音没有起伏，“他买麻绳干什么？一个快退休的仓库管理员，突然要一捆麻绳——他是要捆东西，还是要系东西，还是要勒什么东西？”
走廊里灯已经熄了，只剩尽头值班室透出来的光。高锐的脚步声踩在水泥地上，每一步都稳定得像惯性地指向另一头。江小曼在后面跟着，没有多问。她的步子比平时急了一些，但在经过值班室时，她放缓了一秒，侧头看了一眼里面——老陈头正趴在桌上打盹，收音机还开着，播的是夜间戏曲节目，咿咿呀呀的唱腔在寂静的走廊里像一层雾。
高锐走到楼梯口时停下来，侧头看了一眼走廊尽头那扇关着的门——后勤仓库的铁门，门牌已经掉了半截，只留下几个浅浅的螺栓孔。门上的锁是新的，锁芯亮得反光。他注意到锁的边缘有划痕，像是被什么东西别过。
“备用钥匙在谁手里？”高锐问。
江小曼想了想：“老孙。”
高锐没说话，转过身朝楼下走，脚步声在空旷的楼道里一阶一阶地往下落，每一步都像是敲在一个倒计时的数字上。走到二楼与一楼之间的拐角时，他停了一下，伸手摸了一下墙壁上那块剥落墙皮的边缘——倒着的那张脸还在，像一张无声的嘴。他收回手，继续往下走。江小曼在后面，看着他有些驼的背影在昏黄的灯光里一步一步走远，像是走进了这个城市最深的一个夜里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