耳朵耷拉着，看见高锐进来，抬起头看了他一眼，又趴下去。
“来了？”孟婆的声音慢吞吞的，像是在嚼一块很韧的肉，“通行证用了？”
“被撕了。”
孟婆扇扇子的手停了一下，然后又继续扇起来，动作和之前一模一样，看不出任何变化。
“周大牙认出来了？”
“他说编号被锁了。”
孟婆把蒲扇放在膝盖上，抬起头看着高锐，目光里有一种说不清的东西——不是意外，更像是一种“果然如此”的平静。
“那你现在知道了——那张通行证的系统里，记录着一个不该存在的人。”
“谁？”
孟婆沉默了几秒，然后用拇指摩挲了一下左手腕上的银镯子，转了半圈。
“蒋浩。”她说，“市局借调到海关的稽查员，二十七岁，未婚。三个月前请假，再没回来报到。没有立案，没有搜查，连家属都没报失踪。”
高锐站在院子中间，阳光从头顶的晾衣架缝隙里漏下来，在他脸上投下一道道细长的阴影。他沉默了几秒，脑子里在飞快地整理这些信息。
“他父亲是谁？”
孟婆的眼睛亮了一下，像是确认了什么。
“蒋德胜。”她说，“做水产的——伍德彪的手下。”
高锐没有马上说话。他走到院子的另一头，站在一个铁皮桶旁边，看着上面锈蚀的纹路，像是要从中找出什么规律。过了大约一分钟，他才转过身来。
“蒋浩失踪前，最后一通电话打给了谁？”
孟婆没有直接回答，而是伸手从口袋里摸出一张皱巴巴的纸，摊开，推到了竹椅旁边的矮桌上。
高锐走过去，拿起那张纸。
纸上是一行手写的数字——027。
“这是？”高锐问。
“市局内线。”孟婆说，“尾号027，那是郑永年办公室的座机。”
高锐的手指在纸面上停了一下，然后把纸条折好，放进口袋里。
“这消息多少钱？”
“不收钱。”孟婆说，声音很轻，像怕惊动了什么东西，“这消息是送你的——因为我听说那个人，三个月前还在查这张通行证的伪造路径。”
高锐站在院子里，那锅馄饨摊的蒸汽味从隔壁飘过来，混着旧铁皮的气味，空气里有一种说不清的沉重。他没有道谢，只是点了点头，转身走了出去。
下午两点，市局档案室。
高锐坐在一台落满灰尘的档案阅读机前面，机器是老式的，需要用手摇手柄才能翻动微缩胶片。灯管发出嗡嗡的低鸣，照亮了一小片区域。
他从海关调出了蒋浩的正式资料：二十七岁，南滨本地人，警校毕业后分配到市局经侦科，三个月前被借调到海关稽查科，协助调查一批进口货物的报关异常。借调期原本是六个月，但他在第三个月末请了事假，说家里有事需要处理，从此再没有回来报到。
档案里没有任何后续记录。没有搜查令，没有立案文书，连一份正式的“失联”备注都没有。
高锐把胶片往前翻了几页，看到了蒋浩的借调令——签发人是海关副关长，但在文件页眉处有一个备注栏，里面有一行手写的签字，字迹有些模糊，但还能辨认出来：
“经与市局郑永年同志沟通同意。”
高锐的手指停在纸上。
又是郑永年。
他关上阅读机的电源，在椅子上坐了很久。机器里的灯泡慢慢暗下去，最后只剩下一小点暗红色的丝，像一只闭不上的眼睛。
下午四点，城南老街烩面馆。
老鬼坐在靠墙的位置，面前摆着一碗还没动过的烩面，汤已经凉了，表面凝了一层白色的油膜。他手里夹着一根烟，烟灰已经积了很长一截，还没弹掉。
高锐坐到他对面，把那张写着027的纸条放在桌上。
老鬼看了一眼纸条，没拿起来，只是用夹烟的手弹了一下灰，然后说：
“你查到了？”
“蒋浩。”
老鬼沉默了几秒，然后把烟叼在嘴里，伸手从口袋里摸出一个卷了边的黑色小本子，翻开，从中撕下半页纸，推到高锐面前。
纸上是一串七位数电话号码，下面用圆珠笔写着一个时间：六月十七日晚九点四十七分。
“这是他最后一通电话的通话记录。”老鬼说，声音压得很低，“我找电信局的朋友查的——不是用公务身份，是用人情。你别给我漏出去。”
高锐看着那串号码，然后把纸条收进口袋。
“你什么时候查的？”
“昨天。”老鬼说，“你告诉我通行证编号被锁了以后，我就猜到是谁出过这一张。”
“蒋浩？”
老鬼点了点头。他把那根快要燃尽的烟按在碗沿上灭掉，烟头在白色的瓷面上留下一个灰色的印记。
“蒋浩查出来的那张通行证，源头不是海关，不是码头帮。”老鬼说，“是从市局内部流出去的。”
高锐的目光停在老鬼脸上。
“你确定？”
“我不确定。”老鬼说，“但蒋浩失踪前，跟我通过电话。”
“他跟你？”
老鬼没有直接回答。他把那张已经凉透的烩面端起来，喝了一口汤，又放下来，像是尝到了什么不喜欢的味道。
“他认识我——不是因为我这个临时工的身份，是因为他在查案的时候查到了我头上。”老鬼说，“他觉得我是码头帮安插在派出所的眼线。他打电话给我，不是为了问线索，是来警告我的。”
“警告你什么？”
老鬼沉默了很久，烟灰又积了长长的一截，他没有弹掉。
“他说——‘你告诉给你发钱的人，那张通行证的编号我已经记下来了，我查到的每一笔，都会写进报告里。’”
高锐没有接话，过了好几秒才开口：
“那你是怎么回答他的？”
“我说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。”老鬼说，“然后他说了一句话，我一直记着——‘如果你不是他们的人，那你就藏好，因为他们迟早也会查到你头上。’”
高锐把那半页纸从口袋里掏出来，又看了一遍上面的号码和时间，然后折叠起来，放进衬衣内侧的口袋里。
“他打给你的那个号码——是027吗？”
老鬼摇了摇头。
“不是，是他自己家的座机。但他在电话里提过一句——他说他已经拿到了物证，把东西交到了一个他能信任的人手上。”
高锐站起来，看着窗外，街上的路灯开始亮了，昏黄的光线把烩面馆门口的地面切出一道明暗交界。他站在光与暗的交界处，脑子里在梳理这条线索的另一头——如果蒋浩说他把物证交给了“一个他能信任的人”，那个人是谁？027这个号码，为什么会是郑永年的电话？而郑永年知道蒋浩在查什么吗？
他转过身：
“蒋浩最后一次被人看见，是在哪里？”
老鬼叼着烟，目光落在窗外那条慢慢暗下去的老街上。风从门口灌进来，把桌上的餐票吹起来一角，又落下去。
“‘海链货运’仓库东门。”他说，“六月十八号凌晨，有人看见他从那个方向走出来，手上拎着一个牛皮纸档案袋，往码头方向走了。”
高锐走到门口，手已经搭在门把手上，又停住了。
“老鬼。”
“嗯？”
“你说蒋浩把物证交给了他能信任的人——你猜那个人是谁？”
老鬼没有回答，只是把烟从嘴上取下来，在桌上按灭。烟头的火星熄灭时发出轻微的嘶声，像一小口叹息。
高锐走出烩面馆时，街上的路灯已经全亮了。昏黄的光线在柏油路面上铺开，像一层薄薄的油。
他骑上自行车，顺着老街往市局的方向去。他要从档案室调出那张编号的完整记录——他要看看到底是谁，把蒋浩的名字从系统中抹掉的。
九点二十分，市局办公楼的走廊里静悄悄的。大多数办公室已经熄了灯，只有走廊尽头那盏日光灯还在嗡嗡地响着，发出惨白的光。
高锐走到走廊中部，停在一扇门前。
门框上挂着一块木质铭牌，白漆底子上印着黑色的宋体字：“局长办公室”。他伸手敲了一下，没有人应答。他又敲了一下，仍然没有回应。他掏出老郑给他配的那把万能钥匙——是郑永年昨天才塞给他的，说“以后你用得着”——插入锁孔，轻轻地转动了一下，咔嗒一声，锁弹开了。
他推门进去。
郑永年的办公室不算大，一张掉了漆的办公桌，两把木椅，墙角一个铁皮文件柜，柜门上的锁已经坏了，用一根铁丝拧着当把手。窗台上的烟灰缸里堆满了烟头，有几个已经发霉长毛了，看来很久没有清理过。
高锐没有开灯，借着走廊透进来的光，走到办公桌前。
桌上摊着一份打开的文件，是一份关于“海关进出口货物抽查流程”的报告，封面已经卷了边，像被人反复翻阅过。他在桌面上扫了一眼，目光落在了电话机旁边的一个东西上——一只旧式的拨盘电话机，黑色的塑料外壳已经磨得发亮，听筒搁在叉簧上，下面压着一张纸条。
纸条上只写着一个号码：
027。
高锐盯着那三个数字，手伸过去，把纸条抽出来。纸张有些发黄，边缘起毛，像是被人反复看过很多次。他翻到背面，上面有一行用圆珠笔写的字，字迹很潦草，像是在匆忙中写下的：“蒋浩——六月十七——晚。”
他沉默了几秒。
然后他拿起电话机，手指搭在拨盘上，拨出了那三个数字。
话筒里传来嘟——嘟——的拨号音，响了大概五六声，那头被人接起来了。
“喂？郑局在开会，您哪位？”
是一个年轻男人的声音。
高锐握着话筒的手没有动，呼吸在那一瞬间变轻了。他听着那个声音，在脑子里迅速搜索着对应的人。
那声音他听过。
就在两天前，在市人民医院的走廊里，那个实习医生站在门口，对他说了一句话——“顾警官，您慢走。”
林超。
高锐没有回答，轻轻地把话筒放回叉簧上。
“咔嗒。”
办公室里又恢复了安静。
他站在黑暗里，看着那只黑色的电话机，像是看一件不该存在的东西。窗外路灯的光透过百叶窗的缝隙照进来，在地板上切出几道平行的光带。那些光带在他的脚边，像一条条没有任何指向的路标。
走廊里传来脚步声。
高锐没有回头。他把那张写着“027”的纸条折好，放进口袋里，然后侧过身，在郑永年办公桌的抽屉把手处擦了一下——抹掉自己的指纹。
脚步声越来越近。
然后停在了门口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