高锐第二天一早去了东区工商所。
他没穿警服，换了件灰布夹克，骑那辆二八大杠，慢悠悠地蹬了四十分钟。工商所的小楼夹在两家五金店中间，铁门上绿漆起皮了，露出底下的锈。他把车锁在门口的梧桐树旁，推门进去。
柜台后面坐着个戴袖套的中年女人，正在看报纸。
“同志，查个注册信息。”高锐从兜里掏出一包烟放在柜台上，“城南老街那边，有一个散打培训班。”
中年女人抬眼看了他一眼，不紧不慢地把报纸折起来，伸手把那包烟拨到自己抽屉里。
“名字？”
“陈国梁。城南老街118号，三年前注册的。”
中年女人转身去翻了档案柜，钥匙在锁孔里转了半圈。高锐站在柜台前等着，手插在口袋里，指腹摸到那张折叠起来的旧照片的边缘。
三分钟后，中年女人拿着一份薄薄的注册表走回来，拍在柜台上。
高锐低头看那张纸。
三年前的表格，纸张已经泛黄，边角被订书机钉过又拆开了，留下四个小孔。法人一栏写着陈国梁的名字，经营项目填的是“群众性体育培训”，注册资金三百块。高锐的视线往下移，落在签名栏上。
签名栏里有两行字。
第一行是陈国梁自己的签名，写得潦草但有力。第二行是法人代表的签名——按照规定，个体工商注册不需要法人代表签名。但这张表上多了一行，像是当时填表的人不太清楚程序。
那行签名写的名字是：江小曼。
高锐盯着那三个字看了很久。
字迹清秀，笔画端正，和江小曼平时写报告的风格几乎一模一样。但他仔细看，发现每个字的笔锋都比平时稍微紧了一点，“江”字的最后一横收得稍微往上翘了一点——像是写字的时候手在微微发抖。
高锐把注册表翻过来看背面。背面空白的，没有任何其他记录。他又把表格翻过来，仔细看了一遍所有的填写栏。没有备注，没有说明，没有任何额外的文字。
就是简简单单的三个字——江小曼。写在法人代表签名栏里，钢笔蓝墨水，三年前的日期。
高锐把那张纸举起来，对着窗口的光线照了一下。阳光透过纸张，能看到背后模糊的纤维脉络和钢笔尖在纸上留下的轻微压痕。“江小曼”三个字的笔画之间，有几处轻微的停顿——不是写错了，是写的时候有过犹豫。
中年女人不耐烦了：“看完了没？我还要归档。”
“借我用一下。”高锐从口袋里掏出一台折叠相机，对着注册表拍了一张。快门声在安静的办事大厅里格外清脆。中年女人愣了一下，刚要开口，高锐已经把注册表翻了一面，拍了第二张。
“谢谢同志。”高锐把注册表还回去，收起相机，转身推门走了出去。
中年女人站在柜台后面，捏着那张注册表的边角，看着那个穿着灰布夹克的年轻人骑上自行车，一蹬就没了影。她低头看了看抽屉里那包烟，又看了看柜台上的注册表，嘴里嘟囔了一句：“这年头，什么怪人都有。”
高锐骑得很快。
审讯室。不是办公室，不是走廊，是审讯室。
他走到二楼走廊尽头，伸手推开审讯室的门。
江小曼坐在审讯桌靠里的那一侧，面前摆着一杯水，水没喝。她穿着一件蓝色的警服外套，领口系得很紧，短发别在耳后，左耳垂上那枚银耳钉在日光灯下闪了一下。看到高锐走进来，她站了起来——那是下意识的反应，但站起来之后她又觉得不太合适，又坐了回去。
高锐没有说话，走进门，把门在身后带上。他走到桌前，拉开椅子，坐在江小曼对面。
两个人隔着那张坑坑洼洼的审讯桌，相互看着对方的眼睛。桌上的旧石英钟嘀嗒嘀嗒地响，窗外的风从窗缝里挤进来，吹得日光灯管下的电线轻轻晃动。
高锐从口袋里掏出那张折叠的注册表复印件，展开，拍在桌面上。
“你认识陈国梁？”
江小曼低头看了一眼那张纸。她的视线在“江小曼”三个字上停了一秒——只是一秒，快得像眨眼。
然后她抬起头。
“那是我爸的名字。”
高锐的手停在半空中。
审讯室里安静得能听见石英钟的秒针走动。收音机的声音从楼下传上来，模糊的，像隔着墙听到的雨声。高锐看着江小曼的眼睛，想从里面找到一丝闪躲、一丝犹豫、一丝谎言被戳穿后的慌张。
没有。
她的目光很平静，平静得像一池死水，底下有什么东西，但表面看不到任何波澜。
“你爸叫江国梁？”高锐问。
“对。”江小曼说，“十二年前，他在码头被人用铁管打死。”
高锐没有说话。
江小曼的语气很平，像在读一份报告：“我妈叫赵秀兰，我十二岁那年她改嫁了。走之前，她把我的名字写在我爸那个训练班的注册表上——法人代表，她说那是你爸的东西，得有人替他留着。”
高锐的目光落在桌面上那张注册表上。复印件上的字迹清晰，但有些模糊了。他想起了江小曼写报告时那种端正的钢笔字，和注册表上稍微偏紧的笔迹之间的差异——那是同一个人写的，但两张纸上的字，隔着三年的光阴，隔着一些他不知道的事。
“你妈为什么要把你的名字写在上面？”
江小曼沉默了很久。
窗外的风从窗缝里钻进来，有点冷。她把手放在桌上，十指交错，指尖微微发白。
“因为那天晚上，一伙来历不明的人来找陈国梁。”江小曼说，“他们说他欠一笔账，不还就打断他的腿。陈国梁说他没钱。他们说，那你的培训班就别开了。”
高锐没说话。
“我妈站在门口，抱着我，看着那些人把培训班的招牌砸了。”江小曼的声音很轻，但每个字都很清楚。“陈国梁蹲在门口，一根接一根抽烟，没吭声。他那个时候还没脱离那伙人——但他已经开始替那些人做事了。”
“替他们做什么？”高锐问。
“替他们看码头。”江小曼说，“晚上十一点以后，东区码头东门到三号仓库那条路段，他负责让人不靠近。他带着几个学生，轮班巡逻，每趟货过去了，就在账本上画一笔。”
高锐的脑子里飞快地转。陈国梁的培训班，码头帮送来的打手，三号仓库，夜间的秘密运输。他之前只在一条逻辑线上想过这些事，现在江小曼的话像一把扳手，把所有齿轮拧到了一个方向。
“审讯室的日光灯嗡嗡地响，灯管的一头有点发黑，跳了一下，又亮起来。高锐看着江小曼，她坐在他对面，双手交握，指节发白，目光没有躲闪。
“你什么时候知道的？”
“今年年初。”江小曼说，“我从我妈留给我的一封信里看到的。她把我爸的名字写在训练班的注册表上，是因为她知道陈国梁已经回不了头了——但她想让那个训练班，还记着我爸的名字。”
高锐站起来，走到窗边。
窗外的梧桐树叶子已经落了大半，只剩下几片枯黄的叶子挂在枝头，在风里抖。远处码头的装卸声隐隐约约传来，像海浪拍在礁石上，一下一下的。
“你为什么没告诉我？”高锐背对着江小曼，声音不高，但她听得清清楚楚。
江小曼沉默了几秒，然后说：“因为我不知道我该站在哪一边。”
高锐转过身，看着她。
她坐在那盏日光灯下，灯光照着她短发，照着她耳垂上那枚银耳钉。她看上去比平时小了一点，不是身体变小了，是身上的那层壳——那个督察科女警、那个从不低头、从不让人看见软肋的江小曼——不见了。
“我妈走之前跟我说，陈国梁这条命，迟早要被他欠的账拖死。”江小曼说，“但她也说，陈国梁欠的账，不是他自己欠的——是他替别人背的。”
“替谁？”
但她的目光不自觉地滑向窗外，滑向远处海面上那条灰蒙蒙的地平线。
高锐没有追问。
他低头看着桌面上那张注册表的复印件。阳光从窗外斜射进来，落在纸张上，“江小曼”三个字的笔迹在光线下泛着淡淡的蓝墨水影子。他把复印件折好，和那张旧照片一起放进口袋里。
“陈国梁知道你爸的事？”高锐问。
“知道。”江小曼说，“他是我爸入殓时，唯一来送的人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