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钥匙上的齿痕硌在手心里，像一套密码。”
高锐从督察科大楼出来时，天已经彻底亮了。阳光斜斜地扎进街面，把电线杆的影子拉成一条细长的黑线，横跨在柏油路上。他把手插在外套口袋里，指尖一直捏着那把黄铜钥匙的齿端，钥匙的温度已经被掌心捂暖了。
他没有直接去档案室。他先拐进了一条小巷，在馄饨摊前停下来。
赵桂珍正在往锅里下面，看见他，愣了一下，目光落在他裤子的破口子上。
“哟，这是跟人打架了？”
“蹭的。”高锐说。
赵桂珍没再追问，转身端了一碗馄饨放到他面前，碗里比平时多了一个蛋。她没说话，用围裙擦了擦手，然后转身去招呼别的客人。
高锐低头吃馄饨，吃得很慢。他在想一个问题——江小曼把钥匙给他这件事，到底有多少人知道。
督察科里不止江小曼一个人。走廊上遇到的那两个穿制服的，目光在他裤子的破口子上停了一下——他们认得他吗？还是只是好奇一个穿着破了裤子的人从督察科走出来？
他把馄饨汤喝完，在碗边放了五毛钱，站起来，走了。
档案室在分局大院的东南角，一栋独立的小平房，灰色水泥墙，窗户装了铁栅栏。门口挂着一块掉了漆的木牌，上面写着“档案管理处”五个字，其中“理”字已经缺了半边。
高锐推开门。
看档案室的还是一个中年女人，戴着袖套，正坐在桌后面嗑瓜子。她看见高锐进来，放下手里的瓜子壳，目光落在他胸前的警号上。
“哪个部门的？”
“城南老街派出所，”高锐说，“调一份旧档。”
他把介绍信递过去。介绍信是昨天晚上在值班室里自己写的，盖了派出所的公章——老郑不在的时候，公章就放在办公桌左手第二个抽屉里，他偷偷盖的。
中年女人看了一眼介绍信，抬了抬下巴：“哪个柜子？”
“督察科寄存的那一批，五月的。”
中年女人站起来，从墙上取下一串钥匙，走到里面那一排铁皮柜子前面，在一排编号中找到了“五月”那一列，然后用钥匙插进去，转了一下。
柜门没开。
她又转了一下。
还是没开。
“这锁坏了？”她嘀咕了一句，用力扯了一下柜门把手。
高锐看见那把锁芯上有一道新鲜的刮痕——不是锈迹，是金属被硬物刮过的痕迹。很细，但不浅，像是有人用细铁丝或者某种扁平的硬物撬过。
“让我试试。”
他走过去，把江小曼给他的那把钥匙插进去。齿痕对准锁芯的那一刻，他感觉到了——不是阻力，而是某种精准的咬合感，像齿轮卡进了应有的位置。
他轻轻一拧。
“咔哒。”
锁开了。
中年女人愣了一下，看着他手里的钥匙：“你这把怎么行的？”
“通用的。”高锐说，没有多解释。
他拉开柜门。
里面没有文件。
柜子看起来很深，但里层是被隔板挡住的，留出来的空间只够放一个鞋盒大小的东西。而在那个空间里，放着一本黑色封皮的记账本，边角已经磨损了，封面上没有任何文字。
高锐把账本拿出来。
柜子里就空了。
暗格。
这个铁皮柜被人改装过——把原本的深度隔掉了一半，后半截封死，只留下前半截放了几份无关紧要的旧文件做掩饰，真正的东西塞在隔板后面。如果不是用正确的钥匙打开，从外面看，只会以为这个柜子是空的。
高锐把账本翻开。
第一页，字迹很密，是用钢笔写的蓝黑墨水，时间从去年十一月开始。格式很简单：日期、货品种类、数量、金额、经手人。账本从头到尾都是同一个人的笔迹——和他在复印纸上看到的蒋志成的签名一模一样。
高锐一页一页地翻。
货品包括“电子元件”、“机械配件”、“化工原料”，金额从几千到几万不等。有几笔记录后面画了一个小圈，圈里写着一个字母“W”，高锐不知道是什么意思，但直觉告诉他，这不只是普通的进出货记录。
他翻到第三页，目光停住了。
在一笔日期的后面，写着“顾问费”三个字，金额是两万，收款人一栏写着——“翁”。
高锐又往后翻了几页。
每隔一个月，就会出现一次“顾问费”，金额两万，收款人都是“翁”。时间从去年十一月开始，一直持续到今年六月，一共八笔，总计十六万。
高锐靠在铁皮柜边缘，翻回第一页，重新看了一遍。
他一开始以为“翁”是一个姓氏。但这个账本里面的记录方式，让他很快否定了这个判断——在其他条目里，蒋志成都会写全对方的姓名或公司名称，唯独在“顾问费”这一栏，只写了一个字。
代号。
翁。
高锐合上账本，沉默了几秒。
他知道“翁”是谁。南滨市东区海关总署有一位退休干部，姓翁，年纪已经不小了，市局里有人叫他“老翁”，也有叫“翁老”的。高锐没见过他，但在派出所的旧文件里读到过这个名字——翁长河，五十五岁，去年年底办的手续，退休前在南滨海关做了十九年的验货科长。
十九年。
去年年底退休。
去年十一月开始收“顾问费”。
时间线完全吻合。
高锐把账本翻到最后几页，想看看有没有更多的记录。手指捻过纸张的时候，他感觉到最后一页的封底比其他的纸张厚一些——不是纸质的厚度，是有什么东西夹在里面。
他用指甲沿着封底的内侧轻轻划了一下。
封底有一个夹层。纸张和封皮之间显然是被人特意留出了一条缝隙，里面塞着一张薄薄的东西。他把手指伸进缝隙，小心翼翼地往外抽。
是一张照片。
照片已经有点泛黄了，边角有一道折痕，像是被折叠过又展开的。照片的背景是一艘船的侧面，船体上漆着编号，但数字被阴影遮住了一半，看不清楚。船前面站着五个人，都是男人，穿着不一，有穿中山装的，有穿夹克的，还有一个穿着白色的海关制服，肩膀上扛着三星肩章。
高锐的目光在那个穿制服的人身上停住了。
三星。
海关的肩章等级他是知道的——三星代表的是科长级别。
十九年海关生涯，三星肩章。高锐心里已经把这个人对上了号，但照片上的人脸有些模糊，因为拍摄距离远，加上照片本身已经有点褪色，看不太清楚五官。
他把目光移向站在最左边的那个人。
那个人穿着一件深灰色的中山装，站得很随意，一只脚踩在码头边缘的水泥墩上，胳膊搭在膝盖上，嘴里叼着一根烟。身材微胖，圆脸，下巴厚，笑起来的时候两团横肉挤在一起。
高锐认识这张脸。
吕二两。
他的视线停在吕二两的脸上，停留了片刻，然后看向照片上的其他人。剩下那三个人，高锐不认识。一个是瘦高个，戴着眼镜，站在最右边；一个穿着皮夹克，双手插兜，站在吕二两和穿制服的男人中间；还有一个年纪偏大，头发花白，站在后排边缘，像是无意中被拍进去的。
高锐把照片翻过来看了背面。
背面什么都没有。没有日期，没有标注，没有名字。
他把账本和照片一起收进外套内衬口袋里，然后关上了档案柜的门，重新锁好。钥匙拔出来的时候，他听到锁舌弹回槽位的声音，清脆，像是一个句号。
高锐转身离开档案室。
那个看管的中年女人正在继续嗑瓜子，看见他出来，抬了一下眼皮：“调完了？”
“嗯。”
“下次带自己的钥匙来，别老用公家的。”她说，语气里带着点不耐烦，但也没多问。
高锐走出档案室。
阳光还是那么刺眼，海风吹过来，带着码头特有的咸腥味和柴油味。他把手插进外套口袋，指尖碰到那本账本的边角，纸质的触感有些粗糙。
十七万。
八笔顾问费，从去年十一月到今年六月，每月两万。一个已经在形式上“死亡”的人，用一本藏在暗格里的账本，记录着向一位海关退休干部行贿的全过程。而账本里夹着的那张照片上，吕二两和穿海关制服的三星肩章干部站在一起，身后是一艘看不清编号的船。
高锐站在台阶上，掏出一根烟，点上。
烟雾被海风吹散。他闭上眼，在脑海里把时间线重新捋了一遍。
去年十一月，蒋志成开始给老翁付“顾问费”。去年年底，老翁退休。今年五月，蒋志成“死亡”。五月到六月，蒋志成假死之后，账本上竟然还有两笔顾问费的记录——说明他人在“死亡”之后还在继续付款。
或者，付款的人根本就不是蒋志成。
有人在替他付这笔钱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