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二天一早，高锐没有去派出所。
他骑到老街巷口的时候，天刚蒙蒙亮，路灯还亮着，光晕打在潮湿的柏油路面上，像一层薄薄的漆。他把自行车停在馄饨摊旁边，赵桂珍正在生火，煤炉子冒着白烟，呛得她直咳嗽。
“小高？”她抬头看见他，“今天不上班？”
“调休。”高锐说，掏出一块钱放在面板上，“一碗馄饨，多放辣。”
赵桂珍看了他一眼，没接那钱，转身从锅里舀了一勺热水冲进碗里。“你先吃，钱回头再说。”
高锐没客套，坐下来，把那只搪瓷碗端到面前，热气和辣味一起涌上来，扑在脸上。他低头吃着，余光扫着街对面——那辆深蓝色的北京吉普，今天早上没有停在那里。
老鬼给的信息是一条暗线，写在烟盒锡纸背面，用指甲划出来的：“缉私队，赵德胜，副队长。每个工作日十六时，东区红星茶馆，二楼临窗。”
高锐吃完馄饨，把碗放下，又把那一块钱压在小铁盒下面，站起来，推着自行车往东区走。
他没有直接去茶馆。他先绕到了红星茶馆对面的棋牌室，花了一毛钱买了一包烟，站在门口剥开，点了一根，慢悠悠地抽着。从这个角度，他能看见茶馆的正门和侧面一扇小窗。
二楼临窗的位置，坐着一个穿灰蓝色夹克的男人，短发，戴一副墨镜，面前放着一杯茶。他的坐姿看着松散，但高锐注意到，他每次抬手端茶杯的时候，肘部都没有离开桌沿——这个习惯，是在狭小空间里练出来的防御姿势。不是警察的，就是当兵的。
不会错。
高锐抽完那根烟，记下了那个人的脸型轮廓，然后转身离开。他不打算第一天就进场。他在茶馆对面找了一个开面馆的老板，要了一碗面，吃得很慢。面馆的窗户对着茶馆的方向，他用眼角的余光，看着二楼那个临窗的位置，坐了大概二十分钟左右，然后那个人站起来，下楼，出门，上了一辆停在门口的黑色轿车。
车牌尾号，047。
高锐的筷子顿了一下，然后继续吃面。
三天。
第一天，高锐摸清了赵德胜的路线：每天下午四点从缉私队出发，开车十五分钟到茶馆，坐二十分钟，喝一杯铁观音，五点前后离开。没有停留，没有多余的动作，像一台上了发条的钟。
第二天，高锐蹲在茶馆后门，看到一个年轻人从侧门出来倒茶渣。那年轻人二十出头，穿着白衬衫黑裤子，身形不胖不瘦，但走路的时候，脚掌先着地，脚跟随即跟进，重心压得很低——这是练过至少三年以上的实战格斗，才能养成的步法。高锐把烟夹在手里，低着头，从年轻人面前走过去，没有对视，但记住了他右手虎口上有一块老茧——那是长期握刀或握器械的痕迹，不是端茶倒水能磨出来的。
第三天，高锐决定进场。
下午三点四十分，高锐推开了红星茶馆的门。门帘是竹编的，掀起来的时候哗啦响了一声，柜台后面的老板娘抬头看了他一眼，笑了笑：“同志，一个人？”
“嗯。”高锐扫了一圈大堂，一楼只有两桌人，都是上了年纪的老头，在下棋。他没停，直接往二楼走。
二楼靠窗的桌子，空着三张。他选了一张离楼梯最近的位置坐下，面朝楼梯口，侧对着窗户——这样既能看得见上来的所有人，又不会第一时间被人从窗外看见他的脸。
老板娘端上来一壶茶，高锐点了点头，把报纸摊开在桌上，是一份两天前的南滨日报，头版的内容他倒背如流。他把报纸折成四折，竖着撑在茶壶前面，刚好挡住自己半边脸，从报纸边缘的空隙，他能看清楼梯口和那扇窗户的全部角度。
四点零三分，楼梯响了。
高锐没有动，目光埋在报纸里，只用余光扫了一下。
赵德胜上来了。他今天换了一件灰绿色的军便装，没有戴墨镜，露出一张四十岁上下的圆脸，皮肤粗糙，颧骨上有两团被海风吹出来的红。他的脚步不快不慢，每一步都很稳，肩膀没有晃动——这是受过专业训练的步态，至少在部队里待过三年以上。
赵德胜没有往高锐这边看。他径直走向临窗那张桌子，坐下来，把夹在腋下的黑色公文包放在桌面上，正对着自己，然后看了一眼楼梯口的方向，像是在等什么人。
但高锐注意到，赵德胜放公文包的位置，不是随手一放——他把包放在自己的右手边，拉链朝向自己，包带绕在手腕上。这是随时准备拎包走人的姿势，不是来坐久坐的。
赵德胜坐了一分钟，那个年轻人端着茶盘上来了。
高锐的目光从报纸上移到年轻人身上。今天他换了件白衬衫，袖子卷到小臂，露出一截精瘦的胳膊。他把茶壶和茶杯放在桌上，动作很稳，没有多余的声音，倒满茶，微微点了一下头，然后转身离开。
他们之间没有说一句话，甚至没有多余的眼神接触。
但高锐看清了一个细节：年轻人放下茶壶的时候，拇指压在茶壶盖的边缘，食指和中指扣住壶把，其余两根手指微微张开——这不是端茶的标准手势，而是方便在贴近时，迅速抽出藏在袖口或腰间的什么东西。
高锐的瞳孔缩了一下。
赵德胜喝完那杯茶，用了不到五分钟。他没有续水，站起来，拎起公文包，下了楼。从进门到出门，不超过十五分钟。
高锐没有动。
他继续看着报纸，又等了大约两分钟，然后用余光看到，那个年轻人上来了，端着茶盘，开始收拾赵德胜用过的茶具。年轻人动作很利落，把茶杯和茶壶叠放在茶盘上，然后用抹布擦了擦桌面——就在擦桌子的那一瞬间，他的左手拇指和食指之间，夹着一张纸条，压在了茶壶底下。
年轻人把茶盘端走了。
高锐等了三秒，站起来，走到那张桌子前，装作不经意地看了一眼窗外，然后伸手拿起那只倒扣的茶壶——字条就在下面，一张从账本上裁下来的小纸片，折叠成四方形。
高锐把它捏在手里，手指收拢，塞进裤兜，然后转身走回自己的座位，把两块钱放在桌上，下楼。
从出门到出门，全程不超过二十分钟。
他走到街对面的巷口，才掏出那张纸条，在背光处展开。
纸条上有两行字，是用圆珠笔写的，字体很正，但笔画有点抖，像是在匆忙中写下的：
“后天午夜。五号码头。卸货。”
高锐把纸条翻过来，背面什么都没有。他又看了一遍字迹，注意到了一个细节——那个“货”字的最后一笔，拖得很长，像是写字的人在写完这个字之后，短暂地犹豫了一下，或者被什么东西打断了思绪。
他把纸条折好，放进内衬口袋，然后骑上自行车，往城南的方向走。
走出大约两条街，天空开始落雨。
一开始是毛毛雨，细得像针尖，打在脸上凉凉的。高锐没有停车，继续蹬着，雨水顺着他的额头流下来，滴在下巴上，他没有去擦。骑到一座小桥上的时候，他停下来，一条腿撑着地面，从兜里掏出那张纸条，又看了一遍。
“后天午夜”——也就是四十八小时之后。
“五号码头”——那是东区最偏的一个码头，不在码头帮的核心控制范围内，但紧挨着一片废弃的集装箱堆场。
“卸货”——字面意思很清楚，但这个“货”是哪一批，是给谁的，谁在等这批货，纸条上没有写。
高锐把纸条重新折好，塞进兜里，抬起头。雨水从桥面的缝隙中渗进河里，发出细密的声音，像无数根指甲在玻璃上刮过。他把目光投向远处——东区的方向，五号码头的方向，在雨雾中模糊成一片灰白色的影子。
他想起老鬼说过的一句话：“码头帮出货有三个前提——人、车、货。人对了，车到了，货才能动。”
现在，人他已经锁定了，车他也知道是哪一辆。还剩两个问题：货是什么，和谁在等这批货。
高锐低了一下头，雨水顺着他的眉毛滴下来，打在手背上。
他看了看左手腕上的那块上海牌手表——下午四点三十七分。
还有四十八小时。
他把自行车调了一个头，没有回派出所，而是朝着老鬼常待的那个方向骑了过去。雨越下越大了，打在路面上，溅起一层水雾，他的警服贴在身上，湿透了，但他没有觉得冷。
胯骨的位置，那把五四式紧贴着皮肤，像一块沉默的警告牌，在雨水的冲刷下，凉得有些扎手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