高锐骑了大约二十分钟，才找到那条街。
东区的路比城南宽，两边是新修的楼房，底层都是门面，挂着各种招牌。电器行夹在一家五金店和一家裁缝铺之间，门面不大，玻璃窗上贴着“东区电器行”五个红漆字，已经有些褪色了。橱窗里摆着两台电视机，一台十四寸的，一台十八寸的，旁边搁着几个收录机，落了一层薄灰。下午的阳光斜着照在玻璃上，把那些灰映得格外清楚——不是积了一两天的灰，是被人故意留着没擦的，像是在给谁递信号：你看，我这里生意不好。
高锐把自行车支在门口，没急着进去。他站在路边点了一根烟，借着吐烟的动作扫了一眼四周——街对面是个国营小卖部，门口坐着个老头在晒太阳，眯着眼，像是睡着了；左边五金店的伙计正在往门口搬铁管，铁管撞在水泥地上发出一声闷响；右侧的巷子很窄，堆着几个空纸箱，纸箱被风吹得哗啦响。三月的南滨，风里还带着凉意，吹在脸上跟砂纸一样。
他把烟抽完，烟头在鞋底碾灭，推门进了电器行。
门上的铃铛响了一声。
店里很暗。窗帘只拉开一半，光线从那一半窗户里斜着切进来，把屋子分成明暗两半。货架上堆满了纸箱和零件，空气里有一股塑料和金属混在一起的味儿，底下还藏着一丝机油的味道——不是家电该有的味儿。柜台后面坐着一个胖男人，戴着黑框眼镜，正低着头看报纸。他抬起头来，看了高锐一眼，又低下头去，像是对每个进门的人都这个态度。
高锐没急着开口。他绕着货架走了一圈，目光在那几台彩电的包装箱上停了一下——箱子上印着日文，商标的位置有明显的刮痕，像是被人用刀片仔细地划掉了。手法很熟练，不是第一次干。他伸手摸了一下纸箱的边角，纸箱是新的，边角还硬着，不是放了很久的库存。箱子底下的地面上有一道浅浅的拖痕，通向后面的小门——刚搬进来不久。
“想买电视机？”胖男人的声音从柜台后面传过来，不冷不热的。
高锐转过身，笑了一下：“先看看，不着急。”
胖男人放下报纸，打量了他一眼。那目光不急，从上往下，又从下往上，像是在掂一件货物的分量。高锐站在那里没动，由着他看。
“想买多大尺寸的？”胖男人问。
“十八寸的吧，”高锐说，“家里那台老的黑白机，看着费眼。”
胖男人点了点头，站起来，走到货架边，拍了拍一台十八寸彩电的纸箱：“这台，进口机芯，画面清楚，一千八。”他拍箱子的动作很随意，但拍下去的时候手掌在箱面上停了一瞬，像是在确认里面有没有货。
高锐走过去，蹲下来看了看箱子的封口——胶带重新贴过，边缘有被揭开过的痕迹。贴着胶带的那块纸板微微凸起，不像原厂包装那么平整。他站起来，拍了拍手上的灰，随口说了一句：“这批货不错，怕是港口来的吧？”
胖男人的动作顿了一瞬。
就那么一瞬间——高锐看见了，他的肩膀僵了一下，像是被什么东西卡住了，但很快就恢复到自然状态。胖男人转过头，脸上还挂着笑，但那笑里已经多了一层东西，像是被人踩到了脚趾头，又不方便叫出声：“小兄弟识货，但话不能乱说。”
高锐也笑了，摆了摆手：“我就是随口一说，别当真。”
胖男人没接话，重新坐回柜台后面，拿起报纸，像是在翻一页：“一千八，要的话明天来提货，包送到家。”
高锐没走。他靠在货架边，掏出烟来，递了一根过去：“师傅怎么称呼？”
胖男人看了一眼烟，没有接。他看了一眼烟的牌子——大前门，两毛八一包，不是有钱人抽的烟。他抬了一下下巴：“姓张。你贵姓？”
“免贵姓陈，”高锐把烟收回烟盒里，自己叼了一根，“陈军。”
“陈老弟干哪行的？”
高锐点上烟，吸了一口，吐出来，像在犹豫什么。他压低了声音：“不瞒张师傅说，我是个跑黑市的。”
胖男人没说话，只是看着他，目光没有任何变化，像是早就猜到了这一句。
“卖水货表，”高锐说，伸手在自己手腕上比了一下，“电子表、机械表，瑞士的、日本的，什么都有。货是从码头那边拿的，但路子不太稳——上个月被缉私队的盯了一回，差点翻了船。想找条更稳当的进货线。”
他说完这话，沉默下来，看着胖男人的反应。
胖男人盯着他看了几秒钟，然后放下报纸，把眼镜往上推了推，露出一个像是笑又不像是笑的表情：“小兄弟，你在我这儿买电视机就买电视机，别说那些有的没的。我这店小，经不起折腾。”
“我没折腾，”高锐说，“我就是问问。”
“问也不能这么问，”胖男人的声音压低了，低到几乎听不见，但每个字都咬得很清楚，“这年头，话说多了，命就短了。”
高锐点点头，把烟头在柜台的水泥地上碾灭，站起来：“行，那我明天来提货。”
他转身朝门口走了两步，胖男人突然在背后叫住了他：“等一下。”
高锐停住，没回头。
“你那手表，”胖男人说，“是哪条线的货？”
高锐转过身，脸上带着一点为难的表情：“这个……我得问上线的人，我自己不太清楚。我只管卖，不管来路。”
胖男人重新打量了他一遍，目光从他的脸移到他的手，又移回他的脸。他看着高锐的眼睛看了很久，像是在找什么东西——撒谎的人瞳孔会放大，或者缩小，或者躲闪。但高锐没有，他就那么站着，目光平静，像一潭不流动的水。
最后胖男人靠在椅背上，拿起报纸，像是在结束一段对话：“过两天再说。这两天你没事就别往这边跑了。”
高锐点了点头，推门出去了。
铃铛又响了一声。
阳光刺眼。高锐眯了一下眼睛，站在原地，像是在想问题，又像是在等什么。风从街口吹过来，带着灰尘和汽车尾气的味道。他弯腰去解自行车锁，余光扫到马路对面——一辆深蓝色的吉普车停在小卖部门口，车头朝南，发动机没熄火，排气管微微颤动着，像一头蹲着不动的野兽。
车窗摇下来一半。
从缝隙里露出一截烟灰，搭在车窗边上，很长，还没弹掉。白色的烟灰在阳光下泛着一点灰蓝色，风一吹，微微晃动，但没掉下来——说明坐在里面的人没动，烟夹在手上，很久没吸了。
高锐的动作没有停。他蹲下去，装作在弄自行车锁，实际上把重心压低了，透过吉普车的底盘和地面的缝隙看过去——他看到一双脚踩在驾驶室的地板上。
黑皮鞋。
鞋面很干净，擦过的，在阳光下反着光。鞋底边缘沾着一点泥，但泥是干的，已经发白了，像是早上踩到的，现在已经干透了。泥的形状不规则，边缘有一道波浪形的压痕——那是码头边特有的泥地，踩上去会留下这种纹路。
高锐的呼吸慢了一拍。
他把自行车锁解开，跨上去，蹬了一脚，往来的方向骑。他骑得不快，没有回头，但他的后背一直绷着——他能感觉到那辆吉普车还停在那里，车里的人在看他。他的耳朵竖着，等身后的发动机声——只要那辆车启动，他就会拐进旁边的巷子，钻进那堆纸箱后面。
但发动机声没有出现。
他骑过了第一个街口，又过了第二个，才松开握车把的手。手心里全是汗，握车把的地方湿了一片。他把手在裤子上擦了擦，停下来检查后视——没有人跟上来。那辆吉普车还停在小卖部门口，像是钉在那里一样。
但他知道那辆车不是碰巧停在那里的。
那双黑皮鞋。和方书记那天穿的一样。不是款式一样，是同一双——因为鞋底边缘那块干掉的泥，位置和形状，和马建国说的一模一样。马建国说方书记那天穿黑皮鞋去了码头，“站在泥地上，鞋底沾了泥，干了以后像一块灰白的疤。”那块泥的形状是月牙形的，从鞋底外侧延伸到内侧——高锐刚才看到的泥印，也是那个位置，那个弧度。
不会错的。
高锐拐进一条巷子，刹住车，靠在墙上。墙是红砖砌的，冰凉，隔着警服贴着后背，让他的脑子清醒了一点。他回头看了一眼神，巷子里空荡荡的，只有一只猫蹲在垃圾桶上，警惕地看着他。
他掏出那封转移协议的信封，抽出一张纸，在阳光底下又看了一遍最上面那行字：接收人——方同志。
没有全名，没有单位，没有职务。只有这两个字。
方同志。
和方书记一样的姓。但方书记的名字，南滨市谁都知道。如果那封协议真的是从方书记手里转出去的，他为什么不写全名？写一个“方同志”，像是在留后路——万一被查出来，可以说“方同志”不是他。
高锐把纸塞回去，重新封好信封。
他骑上自行车，没有回派出所，而是拐向了城南的方向——他要去找老鬼。因为有一件事他想不通：如果方书记真的在那辆车上，他为什么不进去？他在等什么？等蒋志成自己走出来？还是等着看谁会走进这家店？
如果是前者，说明方书记和蒋志成之间有约定。如果是后者——说明方书记在等的人，不是蒋志成。
是高锐自己。
高锐蹬着脚踏板，车速提起来，风灌进袖口里，冷得像刀子。他脑子里转着另一个问题：如果方书记坐在那辆车里，看着他走进电器行，又看着他走出来——那方书记已经知道他在查什么了。
今天只是一个警告。
那双黑皮鞋，不是碰巧出现的。是故意摆给他看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