高锐把那本军绿色笔记本塞进枕头底下的时候，手碰到了那把五四式的枪管。冰凉的，带着一股机油和铁锈混在一起的味道。他把枪从枕头深处捞出来，拇指擦过击锤——干爽，无油。明早得擦一遍。他把枪推回去，站起来，抖了抖那件刚换上的旧警服，袖口磨得发白，肩线处有块补丁，针脚密实，是赵桂珍那种手艺人踩出来的活。他拽了拽领口，往外走。
走廊里没什么人。值班的老孙趴在桌上打盹，搪瓷缸里的茶已经泡得发黑了，茶叶渣子浮在水面上，像一片泡烂的树叶。高锐经过时脚步放轻了些——不是怕吵醒人，是习惯。他走出三步之后，老孙突然开口了，声音含糊得像从梦里捞出来的：“小高，去趟所长办公室。”
高锐停住脚，回头看了他一眼。老孙还是趴着的姿势，眼皮都没抬，后脑勺那撮翘起来的头发在日光灯下晃了一下：“刚电话来的。说是……有人找你。”
高锐等了两秒，确定没有更多信息了，才嗯了一声，转身上楼。楼梯的木踏板在他脚下发出轻微的吱呀声，像某种低沉的警报。他上到二楼的时候，伸手摸了一下后腰——五四式别在那儿，硬邦邦的，隔着布料硌手。他没拔出来，只是确认了它的位置。
所长办公室在走廊尽头，窗户朝东，早上能晒到半张桌子的太阳。高锐走过去的时候听见里面有人在说话，声音不大，隔着门板传出来闷闷的，说话的人带着点笑腔，像是在聊什么家常，但那种笑声里少了点东西——少了这栋楼里常见的粗砺和随意。
他心里过了三四个念头，然后在门上敲了两下。
“进来。”
是所长老郑的声音。
高锐推开门，先看见的是老郑那张红木办公桌，桌上摊着一份《南滨日报》，头版是某领导视察开发区的照片，照片边角被搪瓷缸压出半圈水渍。老郑坐在椅子上，身子往后仰，表情比平时绷得紧——不是紧张，是一种他很少见的、客气的笑。那种笑挂在老郑那张被海风吹了二十年的脸上，像一件借来的衣服，怎么看都不合身。
沙发上的那个人先开口了。
“小高同志吧？”
那人站起来，中等身材，穿一件深灰色的中山装，领口扣得整整齐齐，风纪扣都没松。头发梳得一丝不苟，三七分，发线像用尺子量过。脸型偏圆，皮肤白净，法令纹不深，笑起来眼睛眯成一条缝，像庙里供的弥勒佛——可又不太像，弥勒佛的笑里没那种东西。那种东西藏在眼角的褶子里，像一把裹在棉布里的剪刀。
高锐不认识他。
“这是局里的方书记。”老郑在旁边补了一句，语气平淡，但高锐听得出里面夹着一层他没有明说的东西。老郑平时介绍人不是这么说话的——他要么拍肩膀喊“老兄”，要么挥挥手说“自己人”。今天这个“方书记”，从他嘴里说出来的时候，像在嚼一块烫嘴的豆腐。
“方书记。”高锐点了点头，没有伸手。
方书记笑着往前走了两步，上下打量了高锐一下，目光不重，像在打量一件刚到手的货——不是恶意，但也绝不随意。那目光从高锐的脸滑到肩膀，又从肩膀滑到腰间停了一下——大概零点五秒。那一下停得极短，短到一般人根本注意不到，但高锐注意到了。方书记在看他腰上有没有家伙。高锐站直了，没动。方书记看完了，把手伸过来，拍了拍高锐的上臂。
“坐，坐，别站着。”
高锐在另一张椅子上坐下，椅子吱了一声。方书记也坐回沙发上，端起茶几上的搪瓷杯，喝了一口茶，然后抬起头，笑眯眯地看着高锐。
“最近在所里干得顺手吧？”
高锐脑子里转了一下这三个字的问法——语气轻飘飘的，没有什么明显的情绪指向。但“顺手”这个词用得有意思。不是“适应不适应”，也不是“干得怎么样”，是“顺手”。一个忙不忙的问题，藏着一个觉不觉察的试探。高锐没有立刻回答，而是等了两三秒，让这句话落在地上，像一块石头沉进水里，等水面平了，才开了口。
“还行。”
“还行？”方书记笑了一下，“那就是还不够顺手嘛。”
高锐没接这句话，嘴角微微动了一下，算是笑。他看见方书记的目光又扫了一遍他的脸，像在确认某条信息是否匹配。那种被审视的感觉让他想起了入伍第二年时的一次审查——坐在对面的军官也是这样笑着，问着不痛不痒的问题，然后在某一个瞬间突然扔出一个陷阱问题。高锐当时没掉进去，今天也不会。
方书记也不追问，放下搪瓷杯，往椅背上靠了靠，话题一转：“小高是哪里人？”
“湘西。”
“湘西好地方啊。”方书记点了点头，“家里几口人？”
“就我一个了。”
方书记的表情没有变，还是那种温和的笑容，像是早就知道了答案，只是在核对一遍似的。他又喝了一口茶，然后问了一个让高锐心里微微一紧的问题。
“在所里哟，跟谁学呢？”
高锐抬眼看了方书记一眼，又把目光放下，落在桌角那半圈水渍上。这个问题比前几个都深。跟谁学——这不像一个党官员该问基层新警的话。除非有人告诉过他什么，除非他在来之前就已经听过某个名字。
高锐说：“各前辈都跟着看看，没有专门跟谁。”
“嗯。”方书记点了点头，“年轻人嘛，多看看是好事。”
他停了一下，又补了一句：“你来了没多久，我听老郑说——你干得不错。不急，稳着来。”
高锐听出了这句话里的话。不是夸奖，是提醒。准确地说——是有人在盯着他，盯他盯得够细，细到连他“跟谁学”这种问题都要问出来。但方书记说是“听老郑说的”——高锐知道老郑不是那种拿人到处说的人。老郑那张嘴，比他抽屉里的五四式还紧。方书记这句话，要么是在给老郑打掩护，要么是在告诉高锐：我有渠道知道你的消息，但我不告诉你渠道是什么。
他点了点头：“谢谢书记。”
方书记摆了摆手，笑得温和又从容：“没什么，就是来看看新同志适应得怎么样。你们基层辛苦，有什么困难就跟所里说，跟局里说也行。”
高锐又点了一下头。
方书记站起来，拍了拍中山装的衣摆，走到高锐面前，伸手在他肩膀上拍了两下——力道不重，但节奏分明，像是把一个句子拆成了两个音节拍进他骨头里。
“年轻人嘛，多干多看，少说话。”
高锐站起来，没有说话。
方书记转向老郑，笑着说了几句客套话：“老郑，你这边条件确实艰苦，下次局务会我给你提一下，看能不能拨点经费换几张办公桌。”老郑笑了笑，也站起来送他。两人在门口又说了几句关于经费的话，声音渐远，最后消失在楼梯拐角。
高锐站在那儿，感受着肩膀上那两下拍击的余震。
他手心全是汗。
不是被发现了什么——那反而没那么让人紧张。方书记的问题和那两下拍肩，给高锐的感觉是：他被注意到了。不是因为他做了什么错事，是因为他“太安静了”。在一个所有人都能说上几句话的派出所里，一个新来的民警安静得像一块石头——那种安静本身就是异物。让人忍不住要看一眼那块石头底下，到底压着什么。
高锐站在办公室里，听着走廊上方书记的笑声渐渐远去。老郑回来后没有立刻坐下，站在门口看了高锐一眼。
“别多想。”老郑说，“他就是来走一趟。”
高锐看着老郑，没说话。老郑也没再解释，走到办公桌后面坐下，拿起那份《南滨日报》翻了一页。高锐知道老郑不会多说——他能说的已经在那四个字里了。
他出了门，走下楼梯，回到一楼走廊。
走廊里还是空的。日光灯管嗡嗡地响，罩子上积了一层灰。老孙趴在桌上，头换了个方向继续睡，搪瓷缸里的茶已经彻底凉了，茶叶沉在杯底。高锐慢慢走到自己的工位前——那是走廊拐角处的一张旧桌子，桌面上铺着一块玻璃板，玻璃板下面压着几张通告和值班表，还有一张去年的日历，日期停在九月。他坐下来，拉开抽屉。
抽屉里没什么东西。几份旧文件，一支没盖帽子的钢笔，一块橡皮，一小截铅笔头。
还有一个信封。
牛皮纸信封，没封口，上面什么都没写。没有邮票，没有收件人，没有邮戳。它不是邮局来的——不知道什么时候被放进去的。
高锐没有立刻打开它。他先把抽屉推回去一半，然后抬眼看了一下四周——走廊尽头空荡荡的，没人，日光灯管发出持续的嗡嗡声，像是某种白色噪音。老孙还在睡，呼吸均匀。
他把抽屉重新拉开，取出那个信封，在桌面底下打开。
里面只有一张纸。
A4大小，打字机打的，横着排了一行字，没有抬头，没有落款，没有日期。没有手写笔迹，没有指纹可留。打字机的字体是标准的老式铅字，那种在街边打印社花两毛钱就能敲出来的字体，没有任何特征可追。
纸上只有一行字：“X-7是南滨港废弃的一号码头，地下三层。”
高锐盯着那行字看了大约五秒。没有署名，没有解释，没有让他干嘛。这行字就像一块从天上掉下来的石头，摆在路中间，让人自己决定是绕过去还是捡起来。
他把纸折好，塞回信封，夹进那本军绿色笔记本里。然后把整本笔记本塞进外套内袋，拉上拉链。
他靠在椅背上，看着窗外那棵梧桐树的叶子被风吹得翻起灰白的背面。叶子哗啦啦地响，像有人在远处摇着一串旧钥匙。X-7是什么意思？一个货柜编号？一个仓位代号？一号码头的地下三层——他在地图上没见过那个出口。南滨港有十一个泊位，一号码头是三年前废弃的，因为地基沉降封了。地下三层，那应该是最底层的装卸层，封了之后连门都焊死了。
焊死的门——那个人是怎么进去的？
风声很轻。
走廊尽头，老孙翻了个身，搪瓷缸在桌上磕了一下，发出一声闷响。高锐闭上眼睛，在脑子里把方书记那两下拍的重力又感受了一遍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