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二天上午，高锐换上那件洗得最旧的警服，袖口的线头已经散开，他没缝。他把五四式手枪锁进宿舍抽屉，只带了笔记本和一支圆珠笔，在派出所门口的镜子前停了一下——镜子里的人看上去就是个跑腿的小民警，肩章磨得发白，领口有点歪。他伸手把领口正了正，又松了半颗扣子，让自己看起来更随意些。
他跨上那辆二八大杠，往老城区骑。路过值班室时，老钟头探出半个身子喊了句：“小高，去哪啊？”高锐头也没回，扬声答道：“局里送份文件。”——这是他昨晚就想好的说辞，多一个人知道他去了刘家，就多一分被人盯上的风险。链条哗啦啦转着，他从派出所门口拐上了大路。
刘家的地址他昨晚从电话簿里翻到的，全称叫“南滨市海利水产贸易公司”，注册地址在老城区复兴路十七号。他骑着车穿过新城区那些刚铺好的柏油路，路边的脚手架还没拆完，工人们蹲在马路牙子上吃早饭，豆浆的热气在清晨的凉风里升起来又散开。拐进老城区的巷道时，路面的水泥变成了青石板，车轮碾过去颠得车链条哗啦啦响，他捏了捏刹车，放慢了速度。
复兴路是条老街，两边的梧桐树已经长了二十多年，树冠在头顶交叠出一片浓荫。路不宽，但干净，两边的房子多是民国时期留下的洋楼，灰砖墙，红瓦顶，窗户窄而高。十七号在街角，是一栋三层的小洋楼，外墙刷着米黄色的涂料，窗框是深绿色的，门口挂着两块招牌，一块是公司名，一块写着“刘宅”。院墙上有几株爬山虎，叶子已经开始泛黄，垂在墙头像一道帘子。
高锐在门口刹住车，一只脚撑在地上。他没有立刻下车，而是坐在车上扫了一眼周围——街对面有个修自行车的摊子，一个老头蹲在摊前啃馒头；斜对面的杂货铺门口坐着个妇人，正剥毛豆，偶尔抬头看一眼街上的行人。都是普通人的日常，但他记住了每个面孔的位置。
门口停着两辆车，一辆黑色的桑塔纳，一辆深蓝色的丰田面包。在八七年，一个普通民警的月薪四十二块，这两辆车加起来，够一个派出所发二十年的工资。桑塔纳的车窗摇下来一半，露出半截烟灰，像是刚有人抽过烟丢掉的。
他推着车往台阶边走，刚把车支好，门从里面开了。
出来的是个五十来岁的男人，穿白衬衫黑裤子，袖口卷到小臂，看上去像管家或者账房先生。那人看了高锐一眼，目光从上往下扫了一遍，先从鞋子看到肩章，又从肩章看到手里那本空白的笔记本，然后笑了，笑得很客气：“同志，找谁？”
“城南派出所的，”高锐从口袋里掏出一张早就准备好的介绍信，纸是派出所的信笺纸，上面盖着公章，“搞执照核查的，今年全市统一换发营业执照，得核对一下登记信息。”他说这话时语气带着点刚入职民警的生涩，像是在背稿子。
那人接过介绍信看了一眼，又看了看高锐，脸上那层客气的笑容没变，但眼睛里的温度降了一点。他用拇指在纸边上搓了一下——那是个习惯性的小动作，像是长期跟纸质文件打交道的人才会有的。然后他把信纸折好，还了回来：“这位同志稍等，我进去问一下。”
门没全关上，留了一条缝。
高锐站在台阶上，阳光透过梧桐叶洒下来，在他脸上投下一片晃动的光影。他听见门里有人说话，声音很低，听不清内容，但语速平缓，不像在商量，更像是在交代什么。两个不同的声音，一问一答，间隔均匀，像是排练过的对话。
过了大约两分钟，门重新打开了。
“进来吧，刘老板在楼上开会，我先把营业执照的复印件给您找出来。”那人侧身让开门口，“您稍等一下。”
高锐跟着他走进院子。
院子不大，铺着青砖，砖缝里长着几撮青苔，中间种着一棵桂花树，树下摆着一张石桌和两把藤椅。桂花还没开，但叶子绿得发亮，偶尔有一两只麻雀落在枝条上，又很快飞走。正对院门的是一楼的会客厅，门敞开着，里头的陈设简单但讲究——深棕色的皮沙发，茶几上放着一套白瓷茶具，墙上挂着一幅字，写着“海纳百川”四个字，落款是省里某位领导的印章。高锐的目光在那幅字上多停了一秒——这印章他见过，在某份旧报纸的剪报上。
他的目光从墙上移开，落在客厅里那个人的背影上。
那人坐在沙发上，背对着门口，穿一件灰蓝色的咔叽布夹克，头发有些花白，背影看上去有些瘦。他正端着一杯茶在喝，热气从杯沿升起来，在光线里缓缓散开。他的肩膀微微前倾，好像在听什么东西，又好像只是在慢慢地品那口茶。
高锐的脚步没有停。
但他的手指在身侧收紧了一下。
那个背影——那个坐在沙发上喝茶的男人的背影——他见过。就在昨天清晨，在水塔的平台上，那个戴草帽的男人爬上来时，他就这么坐着，背对着天光。走路的姿态也是一样的，右脚落地时微微向内偏，左肩比右肩低了约一厘米，像是长期背过什么重物留下的习惯。连他端起杯子的手势也一样——拇指和食指捏着杯盖，无名指托住杯底，那不是普通人喝茶的姿势，是曾经在茶楼或者某些讲究场合待过的人才会有的习惯。
那个在水塔上递给他账本的人，正坐在这里，在刘家的客厅里，端起茶杯，慢慢地喝了一口。
高锐没有停步，也没有转头。
他跟着管家穿过客厅，拐进旁边的一间偏房，那里摆着一张红木办公桌，桌上散落着几本账册和一沓信纸。高锐的目光扫过那些账册的封面，上面用钢笔写着“丙”字，还有日期。管家拉开抽屉，翻出一沓文件，从中抽出一张纸，递给高锐：“这是营业执照的复印件，您看看合不合要求。”
高锐接过来，低头看了一眼。纸张发黄，公章和字迹都清晰，注册法人写的是“刘德利”，注册资本十万元，经营范围是海产品收购和批发。他把纸折好，放进笔记本里夹着，脸上挂着那种刚入职的民警特有的认真表情：“没问题，我们这边更新一下档案就行。”
管家点了点头，笑容依然客气：“辛苦同志跑一趟了。”
高锐转身往外走。
穿过客厅的时候，他的视线扫过那个还在喝茶的男人。那人的脸半侧着，被茶杯挡住了大半，只露出一个下巴和半张脸颊。茶水的蒸汽在他脸前升腾，模糊了轮廓，但高锐还是看见了一个细节——那人放在膝盖上的左手，食指在轻轻敲着，一下，两下，三下。节奏很慢，像是在数什么。
高锐没有看第二眼，脚步不紧不慢，皮鞋在木地板上发出沉闷的声响。他走过桂花树时，一片半黄的叶子落在他肩上，他伸手拂掉，动作自然，像是在抖落一粒灰尘。
他走进院子，阳光重新落在身上，明晃晃的。他感觉到背后有一道目光落在他背上——不是管家的，是沙发上那个人的，很轻，像是打量，又像是确认。那道目光没有恶意，但也没有善意，像一根针，隔着几米的空气，轻轻扎在他的脊椎上。
高锐没回头。
他推着自行车走到门口，跨上去，蹬了一脚，车链条哗啦啦响了一阵，然后顺着复兴路往街口骑。路过那两辆车时，他余光扫了一眼车牌——本地牌照，号码很靠前，像是有门路的人才能拿到的号段。那个烟灰还在车窗框上挂着，被风一吹散了。
他骑了大约三十米，拐过一个街角，梧桐树的阴影重新罩住他。他正要加速，突然听见身后有人喊了一声。
“高同志——”
那声音不大，但很清楚，隔着十几米的距离，穿过梧桐叶和风声，准确地落进他的耳朵里。没有尾音上扬，是一个陈述句。
高锐刹住车，一只脚撑在地上。
他没有立刻回头。
那个声音——他认得。不是那种熟人的“认得”，是那种只听过一次就记住的认得。干过侦察的人对声音和面容有本能的记忆，不是刻意去记，是耳朵自己记住了那个频率和音色。
昨天清晨，在水塔上，那个戴草帽的男人，用的就是这把声音。
高锐慢慢转过身来。
街角的台阶上，那个穿着灰蓝色夹克的男人正站在那里。阳光从他背后照过来，把他的脸藏在阴影里，但他已经把头上那顶草帽摘下来了，拿在手里，冲高锐点了点头。草帽在他手指间慢慢转了一圈，像是在打量这件旧物，又像是在展示什么证据。
不是敌人该有的表情。
也不是朋友该有的表情。
是一种比这两者都复杂的东西——像是在说：你来了，我知道了，那就把话说明白吧。他的嘴巴动了一下，像是还想说什么，但最终只说了五个字：“看今天天气。”
高锐撑着车把，看着那个站在光与影交界处的人。他没有回应那句话，只是把脚从地上放回脚踏上，等那人的下一句话。
风把梧桐叶吹起来，在半空中打了个旋，落在他俩之间的柏油路上。那人把草帽往头上一扣，帽檐压得很低，然后慢慢点了点头。高锐什么也没说，蹬了一脚，车链条哗啦啦地把他带向街口的另一头。他没有回头看，但他知道，那个人一直站在台阶上，直到他消失在下一个拐角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