出来，塞进床底下的帆布行李袋深处。然后他走出宿舍门，先去了食堂。
食堂里稀稀拉拉坐着几个人。老鬼不在。
高锐端了一碗粥，两个馒头，找了个靠窗的位置坐下来。他慢慢吃着，眼睛扫着门口。老杨没来食堂吃饭——老杨那个法医室里有个电炉子，他自己热饭。
高锐把最后一口馒头咽下去，站起来，把碗放进水池里。他没有往码头那边走，而是拐了个弯，穿过派出所的后院，沿着一条小路往城区方向走。出了大门后，他在路边的一个烟摊前停下来，掏钱买了一包红塔山——不是他自己抽的，是老杨喜欢的牌子——然后又拐进旁边的小卖部里，买了两个牛皮纸袋包着的东西。
白酒。便宜的高度数散装白酒。一瓶不到两块，够老杨喝一星期的。
高锐拎着酒和烟，不紧不慢地往法医室的方向走去。
法医室在派出所后面一排小平房里，门朝北，常年照不到阳光。墙上爬满了青苔，窗台上积着灰，只有门牌上“法医室”三个字还勉强能看清。高锐走到门口的时候，门没锁，虚掩着。他推门进去，一股福尔马林的味道迎面扑来，混着烟草的焦味。
老杨坐在桌前，戴着那副老花镜，正低头看一本旧书。他面前放着一个搪瓷缸，缸里的水已经凉了，漂着一层灰。听到脚步声，老杨抬起头，看了一眼高锐手里拎着的东西，没说话。
高锐把烟放到桌上，又把那两瓶酒放在烟旁边，然后拉了一把椅子坐下来。
老杨的目光在酒瓶上停了两秒，然后抬起头，透过老花镜的上沿看着高锐。他沉默了一会儿，然后站起来，走过去把门关上，插上了插销。
“你买这个干什么。”老杨坐回椅子上，声音不大，像是自言自语。
高锐没接话，只是把酒瓶往老杨那边推了推。
老杨看着那两瓶酒，沉默了很久。然后他摘下老花镜，用手指捏了捏鼻梁，像是累极了。他放下手，看着高锐，目光里有种说不清的东西——不是愤怒，也不是防备，而是一种被看穿了的疲惫。
“赵大柱。”老杨说。
高锐点了点头。
老杨站起来，走到墙角的铁皮文件柜前，从口袋里掏出一把钥匙，打开了最下面那层抽屉。抽屉塞得很满，他翻了一会儿，从最底层抽出一个牛皮纸档案袋，走回到桌前，把档案袋打开，抽出一沓纸。
“这是完整的尸检报告。”老杨把报告放到桌上，“正式报告我已经交上去了，压在三楼文件柜里。但这一份，是我自己的记录。”
高锐接过报告，翻到第一页。字迹很工整，是钢笔写的，每一笔都压得很实。他快速浏览了一遍——瞳孔大小、体表淤痕、内脏充血程度、胃内容物……每一个项，老杨都写得详细而克制，像在写一份学术笔记。
手指在“胃内容物”那一栏下方停住。
老杨的笔迹在那里变得比别处稍微重了一点，像是用力写下去的：“胃内容物检出白色片状残渣，疑似安眠药成分，约半片，未完全溶解。”
高锐抬起头，看着老杨。
老杨没有回避他的目光。他摘下眼镜，用一块布擦了擦镜片，戴上，然后开口说：“我这里写的是‘疑似安眠药成分’。但正式报告上写的是‘未发现异常’。”
高锐把报告放下。他不意外——昨天从赵桂珍嘴里听到“有人在他死前给他送过药”那句话的时候，他心里就已经隐隐猜到了。但猜到了和看到白纸黑字，终究是不一样的。
“胃里还有别的吗？”高锐问。
“有。”老杨翻了两页报告，指着中间一行字，“食糜里有未完全消化的蛋花和米粒，大约是死亡前两到三个小时进食的。另外，胃壁黏膜有轻微的充血，但不算严重，死亡的直接原因写的还是‘中暑引发的多器官衰竭’——但这个结论是我写在正式报告里的。”
老杨停了一下，看着高锐的眼睛：“如果在正式报告里写‘胃内容物检出安眠药成分’，这案子就得继续往下查。会有人来问我——这药是谁给的？死者是自愿服用的还是被灌下去的？但我不能写。”
他说话的声音不大，语气平稳，像是在陈述一个既定的事实。但这平稳里头有一点儿别的什么东西，像是水面下被压住的暗流。
“为什么？”高锐问。他不是在质问，他只是想知道老杨说出来的是什么价码。
老杨沉默了一会儿。他没有直接回答高锐，而是转过身去，从抽屉里拿出一个旧钱包。他打开钱包，从夹层里掏出一张照片，放在桌上，推给高锐。
照片上是一个男孩，大约十八九岁，穿着白衬衫，站在一个大学门口，笑得有点腼腆。照片已经有些泛黄了，但保存得很好，边上没有折痕。
“我儿子。”老杨说，“在省城读大学。明年毕业。”
他没有再说别的。但他也不需要再说了。高锐看着那张照片，又看了看老杨——老杨的脸在惨白的荧光灯下显得苍老，法令纹很深，眼袋隔着老花镜都能看出来。这男人的日子过得不难，但也不容易，就像半夜还在营业的小店老板，守着一个小小的铺子，收着一份糊口的账。
高锐把照片轻轻推回去。
他没有说“我理解”，也没有说“没关系”——这些话太他妈轻飘飘了。他只是从口袋里掏出一个烟盒——不是红塔山，是他自己平时抽的“大前门”——抽出一根夹在耳朵上，把烟盒放在了桌上。
“那个安眠药，”高锐说，“你能看出来是哪种吗？”
老杨把照片收回钱包里，重新放回抽屉。他转过身来的时候，目光已经变了——从刚才那层疲惫里浮起来一点东西，像是一个关了太久的灯被重新拧亮了。他拿起高锐放在桌上的那包大前门，看了看包装，然后翻过来，在烟盒上写了一行字。
“地西泮片。”他写完后抬起头，“但我说的不是这个意思。”
高锐看着那行字：“嗯？”
“我说的是——这药片不是本地药。”老杨把烟盒又往前推了一点，指着那几个字，“正规药厂出的地西泮，国内各大医院基本都能开，但这批药片的规格不一样。你看这里——每片的含量比国产的常见规格高出两倍，而且压片的工艺不一样，表面光洁度很高，是进口的。”
高锐接过烟盒，看着老杨写的那行字。他不说话，等着老杨继续。
老杨站起来，走到身后的一个铁皮柜前，打开柜门，翻出一本旧笔记本。他翻了一会儿，找出一页折着的纸，拿出来展开，放在桌上。纸上画着一个简单的结构式和几行手写的批注。
“我查过。”老杨说，“这种规格的地西泮片，南滨市的三甲医院都没进过货——药房的老张跟我说的。他要能开到这种药，除非是上面特批的，或者是……外边进来的。”
他停了一下，声音压低了一点。
“南滨市有这个药的，只有码头医务室。码头帮的私人医生开的。”
高锐的手指在烟盒上停住了。
码头医务室。码头帮的私人医生。一个被灭口的码头工人。一具胃里残存着进口安眠药的尸体。
这三点连成一条线，笔直得像一根绷紧的鱼线。
高锐低头，把烟盒上那行字又看了一遍，然后把它小心地折好，塞进了内衬口袋。他站起来，把椅子挪回原位。
老杨看着他的动作，沉默了几秒，然后开口：“你今天没来过这里。”
“我买了一包烟。”高锐说，“喝了杯茶。”
老杨点了点头，没再说话。
高锐走到门口，拉开门插销，推门出去的时候，太阳已经从云层后面出来了，照在法医室门口的台阶上。他回头看了一眼——老杨已经坐回桌前，把那份完整的尸检报告收进了档案袋里，正在低头戴上老花镜，像什么都没发生过一样。
高锐走了出去。
他没有直接回派出所。他沿着小路走了大约十分钟，走到码头外围的那条河边，在河边找了一块石头坐下来。河水泛着铁锈色，漂着油花，几只破船搁浅在岸边。他把内衬口袋里的烟盒掏出来，展开老杨写的那行字。
“地西泮片——进口——码头医务室。”
他又把烟盒翻到另一面，上面是昨天他自己抄的几行笔记：“三号仓库，白布包，半夜上船。”
信息像两块互不相干的碎片，但此刻在阳光下并排躺着，突然就拼上了一个角。赵大柱不是欠了赌债被逼自杀的。他看见了不该看见的东西——三号仓库半夜那批白布包。然后有人给他送了一服药，一副“治头疼的药”。然后他死了。死因写的是中暑。
高锐把那根夹在耳朵上的烟取下来，叼在嘴上，没点。他看着河面上波动的倒影，把烟盒收回口袋，站起来，往回走。
天已经快黑了。路灯开始亮起来，昏黄的灯光照在水泥路上，拖着长长的影子。他走到派出所门口的时候，门卫老陈正在收拾扫帚，看了他一眼，没说话。高锐没进派出所。他站在门口的路灯底下，从口袋里掏出那包大前门，拆开，抽出老杨写字的那一面烟盒纸。
他摊开那张纸，看着上面那行歪歪扭扭的字，借着路灯的光，一个字一个字看完。
码头医务室。
他把烟盒纸叠好，放回口袋里。然后他抬起头，看着远处码头方向的灯光，脑海里浮现出赵桂珍那张苍白的脸和她说的话：“他说他看见三号仓库半夜有白布包的东西搬上船。”
药片是进口的。仓库是码头的。赵大柱是被灭口的——他看见了不该看的东西。
高锐把烟从嘴上拿下来，攥在手心里，在路灯下站了几秒。
然后他转过身，往宿舍的方向走去。
但他走得不快，像是在逼自己慢下来，逼自己把步子放稳。因为他知道，一旦开始跑，就很难再停下来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