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二天清早，高锐是被隔壁收音机里的新闻吵醒的。他翻了个身，看了一眼窗外——天还灰蒙蒙的，码头那边的雾还没散尽。他伸手摸向枕头底下，笔记本还在，特供烟还在。
他坐起来，把那根烟夹在指间转了转。烟卷上的三指痕还印在那儿，像三枚暗色的印章。
赵大柱。
他昨晚写下这个名字的时候，走廊里传来了三下敲墙声。他等了半宿，再没听到第四下。不是暗号，就是警告——有人知道他醒了，知道他还在查。
高锐把烟塞回枕头底下，起身洗脸。冷水泼到脸上时，他盯着镜子里的自己看了两秒。眼底有血丝，脸色不太好，但眼神还算稳。他用毛巾擦了把脸，套上一件灰蓝色的旧夹克——没穿警服。
今天他打算一个人去赵大柱家。
老鬼说的。别用派出所的纸笔查案，别穿警服去。那就穿便服，用自己带的本子，用自己的眼睛。
他走出派出所大门时，门卫老陈正在扫地。老陈抬头看了他一眼，没说话，又低下头继续扫。高锐也没打招呼，低着头往外走，像任何一个赶早出门的年轻人。
棚户区在码头西边，穿过三条马路和一条臭水沟就到了。高锐沿着铁路线走了一段，拐进一条窄巷子。巷子两边的房子都是水泥板搭的，屋顶压着油毛毡，墙上糊着旧报纸。空气里有一股煤灰和烂菜叶混在一起的味道，还有一条黄狗趴在一块石板上，看见人也不叫，只是抬了抬眼皮。
他按照老鬼给的地址找到了赵大柱家——其实是赵大柱租的屋子，一间搭在臭水沟边上的木板房。门没锁，虚掩着，门缝里透出一股霉味。
高锐没急着进去。他先在门口站了几秒，听了一下动静。屋里有人——有女人低声哄孩子的声音，还有一个小孩子哼哼唧唧的哭声。
他伸手敲了敲那块歪歪斜斜的门板。
“谁？”
声音很轻，带着明显的紧张。高锐用湘西口音应了一声：“找活的。听人说这边有码头的人招工，摸过来问问。”
屋里安静了几秒，然后门被拉开了一条缝。一个女人的脸露出来——三十出头，头发随便用头巾扎着，脸色蜡黄，眼窝深陷。她怀里抱着一个两岁左右的孩子，孩子正在哭，小手揪着她的衣领。
女人上下打量了他一遍。高锐穿着灰夹克，袖口挽到小臂，露出那双旧解放鞋。他看起来就是一个普通的打工仔，瘦，话少，目光有点憨。
“这边不招工。”女人说着就要关门。
高锐往门缝里看了一眼，说了一句：“嫂子，我是为赵大柱的事来的。”
女人的手顿住了。她盯着高锐，眼神里闪过一阵东西——不是害怕，是警觉，还有一点点希望能照进来、又不敢好好接的犹豫。
“你是谁？”
“一个想查清楚事情的人。”高锐压低声音，“你半个月前报过失踪，没人理。但我知道赵大柱不是中暑死的。”
孩子的哭声突然大了起来。女人低头哄了一下孩子，再抬头时，眼眶已经是红的。但她没哭，只是把门拉开了一条更大一点的缝，侧身让出了一条路。
高锐侧着身子进了屋。
屋子很小，一张木板床占了大半空间，床头堆着几件旧衣服，墙角放着一个小炉子，炉子上烧着一壶水。墙上贴着一张褪色的年画，画的是一个抱着大鲤鱼的胖娃娃——大概是孩子出生时贴的。
女人坐在床沿上，把孩子换了个姿势抱着。她低着头，声音很轻：“他出事那天早上，我跟他吵了一架。他出门的时候还回头看了我一眼，像是想说什么，又没说出来。”
高锐蹲在地上，和女人平视。他没催促，只是等着。
“我后来去码头找过他，他们说他中暑死了，尸体已经拉去烧了。”女人的手指绞着衣角，“我不信。大柱身体好得很，夏天搬一天货都不带喝一口水的。怎么会中暑？”
“报警了吗？”
“报了。”女人抬起头，苦笑了一声，“派出所的人说登记了，让我回去等消息。我等了半个月，等来一堆陌生人上门，说大柱欠他们钱，要来收账。”
高锐的眉头动了一下：“收账的？什么时候来的？”
“昨天又来了。”女人往门口看了一眼，“说是大柱向码头工头刘三借了两千块，他们拿着欠条来要我还。”
“欠条呢？”
女人从枕头底下摸出一张纸，手指还在抖。她把纸递给高锐，声音压得更低了：“你别让人知道是我给你的。他们说要是还不上，就把我这间屋子收了，让我带着孩子滚蛋。”
高锐接过纸条，展开。
纸是普通的红线格作业本纸，上面写着一行字：“今借到刘三人民币贰仟元整。”落款是赵大柱的名字，按了一个红手印。
他盯着那行字看了三秒。
墨迹是新的。纸边的折痕还没被磨开，墨水的光泽还没完全干掉。在光线底下看，那个赵大柱的签名笔迹和他的拇指印之间，有一道几乎看不出来的滞涩——像是有人握着死人的手，按下去的。
新写的欠条。死人签的账。
高锐把纸条叠好，塞进自己口袋。女人愣了一下，想伸手要回来，又停住了。
“这个我先拿着。”
“他们……”
“他们再来找你，就说债主已经换了。”高锐站起来，目光扫了一圈屋子，“赵大柱生前有没有跟你提过，他在码头看到过什么不对劲的事？”
女人低下头想了一会儿，摇了摇头：“他很少说码头的事，回来就抱着孩子逗，不愿意讲那些。”
高锐点了点头，准备走。
他刚转身，女人突然伸手拽住了他的袖子。
力气不大，但很突然。高锐回过头，看见女人的手指攥着他灰夹克的袖口，攥得指节发白。她抬起头，眼睛里有一种被烧过一遍的亮光——不是泪，是一种过了头的清醒。
“大柱死前那天晚上……”她的声音压得低到差点听不见，“他回家的时候很晚，我问他怎么这么晚回来，他说他在三号仓库那边看到点东西。我问是什么，他没说。他就说了一句——”
她停了一下，喉结上下动了一下。
“他说他看见三号仓库半夜有白布包的东西搬上船。”
高锐的呼吸停了一瞬。
白布包的东西。半夜搬上船。三号仓库——他昨天晚上刚在笔记本上写过这个词。
他没说话，也没有多余的表情。他只是把手轻轻放在女人的手背上，让她松开了自己的袖子。然后用那种很稳、很重的湘西口音说了一句：“嫂子，这事儿我来办。”
女人看着他，嘴唇动了动，没说出话来。
高锐推开那扇木板门的时候，外面的天已经全亮了。雾散了，码头那边的船鸣声穿过了棚户区的屋顶，沉闷地飘过来——像一根绷了很久的弦，终于被人拨了一下。
他走出巷子时，口袋里的那张欠条硌着他的手指。
他低头看了一眼那张纸。阳光底下，墨迹干透的痕迹更明显了——像在告诉他，有些事，连死人都埋不住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