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二天早上，高锐是被值班室那台旧收音机的声音吵醒的。广播里放着邓丽君的《小城故事》，声音断断续续的，像电台信号不稳。他翻了个身，手指碰到床头那根特供烟——昨晚他把它压在枕头底下，连带着那个旧铁皮烟盒。
起床后他先去了趟档案室。档案室在一楼楼梯拐角，门框上的油漆已经剥成碎屑状，锁子倒是新换的，亮闪闪的黄铜色，和整栋楼格格不入。他推门进去的时候，管档案的刘姐正把脑袋埋在《知音》杂志里，抬头看他一眼，又低下去。
“查个案卷。”高锐说。
“哪个？”
“前天码头的那个。货柜里的死者。”
刘姐翻了两页杂志，才慢慢把身体转向身后的铁皮文件柜。她拉开第二格抽屉，手指在一排牛皮纸袋上划过去，停了一下，又划回来。她皱了一下眉，站起来，把抽屉拉到底，探头看了看。
“没了。”
高锐没说话。
刘姐又翻了一遍，把旁边几个抽屉也拉开扫了一眼，然后关回去，拍了拍手上的灰：“昨天下午刑侦大队的人来调走的。他们有手续。”
“谁签的字？”
“那我就不知道了。”刘姐重新坐下，拿起杂志，“我就管登记。调走就调走呗。”
高锐站在门口，手指在门框上停了一下。他脑子里过了一遍：刑侦大队跟码头的案子八竿子打不着——那是街道派出所管的活儿，按流程根本不归他们管。除非有人打过招呼。
他转身走出去，走廊里石英钟在嘀嗒响，像有人在敲节奏。
老鬼不在值班室。长椅上那件灰蓝夹克还在，搭在扶手上，像条褪色的旗帜。高锐走过去看了一眼——夹克口袋里露出一截烟盒，是大前门的牌子，皱巴巴的。
他站了片刻，然后上了楼。
宿舍门锁是坏的，他从里面用椅子抵着门板。那把椅子三条腿，缺的那条是垫着一本旧书撑住的。他坐下来，从枕头底下摸出那根特供烟，放在桌上，盯着看。
烟卷上三个指印已经干硬了，像指纹模具。他用食指按上去，对了一下位置——食指、中指、拇指，握力很大，能掐进烟纸里。这种握法不是普通抽烟人的习惯，是常年握枪的，或者是握刀的老手。
有人在告诉他：我知道你是谁。也知道你在查什么。
问题是——这人是想帮他，还是想拦他？
他拿起那根烟，凑到耳边轻轻捻了一下。烟丝很干燥，没有受潮，说明这根烟被留在路灯下不超过两三个小时。烟卷底部有一个微小的折痕，像是被人夹在指缝里很长时间才放下来的。
他在部队里见过这种烟。那是无番号部队的配给品，不通过后勤部调拨，直接从军区仓库走。能在南滨市拿到这种烟的人，屈指可数——要么是军转干部，要么是在这条线上有特殊关系的人。
他把烟重新放回枕头底下。
下午他绕着码头外围走了一圈，没进仓库区。他站在棚户区边缘的一棵老榕树下，隔着几排废铁皮搭的棚屋看码头方向。海风咸腥，吹得那棵榕树的须根飘来荡去。码头里没什么异常——装卸工在搬货，吊机在转，几辆解放牌卡车停在路边，驾驶员正蹲在车头下面抽烟聊天。
但他注意到一件事：第三道仓库门上的锁换了。
前天那一把是铁挂锁，锁梁上锈了。今天换了一把新的，黄铜色，亮得扎眼，和档案室那把锁像同一个厂家的货。
他记下这个细节，没多停留，转身往回走。
傍晚的时候，他开始整理自己的东西。那个旧笔记本他一直藏在枕头底下的褥子夹层里——封面是军绿色的，边角已经磨白了。他在部队时就用的这个，退伍后也没扔。里面夹着一份手绘的南滨市简易地图、两个地址、和一个用铅笔写的日期：1987.9.11。
那是他到南滨市的日子。
他把笔记本搁在桌上，对着那根特供烟看了一会儿，没打开。
天黑下来的时候，走廊里安静了。值班室的收音机关了，楼下没人走动，偶尔有一阵风吹得窗户咯吱响。高锐坐在床沿上，没开灯，只透过窗户裂缝里透进来的路灯的光看天花板。那些光斑在楼道里晃动，像模糊的讯号。
有人上楼了。
脚步声很轻，但那个节奏他认得——右腿拖沓着走，像是鞋底在地上蹭了一下才抬起来。
老鬼。
脚步声停在他的门外。
停了大约三秒。然后门板上被人用手指敲了两下——不重，像是在确认屋里有没有人。
高锐站起来，走到门前把那把椅子挪开，拉开门。走廊的灯坏了，只有楼梯口那盏昏黄的灯泡还在亮，光线拉长了一个影子。
老鬼站在门外，穿着那件洗得发白的灰蓝夹克，拉链拉到顶，露出脏兮兮的衬衫领子。他手里没拿烟，双手插在口袋里，眼神比白天清醒，清醒得像根本没有睡过午觉。
老鬼没等高锐说话，侧身挤进门来，径直走到床边，一屁股坐在床沿上。铁架床嘎吱响了一声。老鬼没看高锐，低着头，用手指摸了摸床单上的褶皱，然后开口。
“那个死者叫赵大柱。”
高锐把门带上，没上锁。他靠在门板上，看着老鬼的后脑勺——那个秃了一块的地方，在昏暗的光线下泛着一点微亮。
“他老婆半个月前来所里报过失踪，”老鬼继续说，声音很平，像在讲一件跟自己没关系的事，“没人理。”
高锐没接话。
老鬼转过头来，看着他。那张松弛的面皮在昏暗中看不出表情，但眼神里有东西——不是试探，是确认。
“你要是真想查，”老鬼站起来，走到门口，和高锐错身的时候停了一下，“别用派出所的纸笔。”
说完，老鬼拉开门，拖着右腿走了。脚步声在走廊里越来越远，然后一拐弯，消失在楼梯口的灯光下。
高锐站在门口，走廊里空无一人。他关上门，用那把三条腿的椅子抵住门板，然后走回床边，坐下。
他从枕头底下摸出那个旧笔记本。
翻开第一页，纸上有一行褪色的钢笔字，是他自己写的——“侦察笔记·第2册”。下面画着一枚五角星，用水笔涂过，颜色已经淡了。他把纸张翻到空白页，从床头的抽屉里摸出一支老式钢笔，笔身是黑色胶木的，笔尖有些歪，但还能写字。他把笔尖在砚台里蘸了蘸——那是他从部队带回来的习惯，不用墨水瓶子，用小砚台。
他落笔。字迹很稳，像是刻上去的。
“赵大柱。”
写完这三个字，他抬头看了一眼窗户。窗外的路灯把梧桐树影印在玻璃上，像一个人的剪影。
他正要往下面写第二行字——突然，走廊那头传来一个声音。
笃。笃。笃。
三下。
很轻，像是用手指关节敲在墙面上。一下隔两秒，节奏均匀，不像是无意间蹭到的。
高锐的笔停住了。
他没动，也没回头，只是把耳朵侧向门的方向。走廊里安静下来，那三下敲击声像沉进水里一样消失了。
他等了一会儿。没人说话，没脚步声，墙皮也没有继续响。
高锐低下目光，在“赵大柱”下面重新蘸了笔，又补了一行字：
“码头第三道仓库门换锁。刑侦大队调走案卷。老鬼警告。”
他合上笔记本，塞回枕头底下。然后伸手摸向枕头底下那根特供烟，把它放在桌上，滤嘴朝外。
他关了灯。
黑暗里，他睁着眼睛躺了很长时间，听着走廊里是否有第四下敲墙声。但外面只有风吹过梧桐树叶的沙沙声，和远处码头方向偶尔传来的货船汽笛——低沉，断续，像一个没有说完的句子。